我曾经在Craig Armstrong的音乐中，听到大片的白衣人，从火焰中浮起。
他们缓缓上升，宁静而不哀伤。
这似乎更像一次精心的修饰，而不是悬浮。
悬浮，可能更加不经意，像那面死亡之镜，残酷、低沉，逼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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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
《纽约客》在介绍格罗夫纳的编辑团队时，有如下描述：二十几个《国家地理》的编辑人人礼貌异常，他们悠闲地走在厚厚的地毯上，进出电梯门时脱帽敬礼，周围书架上堆满了百科全书和大摞的《国家地理》杂志。他们在私人餐厅用餐，喝脱脂牛奶，互讲双关语的笑话，从法语菜单上点招牌菜，菜价被礼貌地删除了。
而《国家地理》的记者和摄影师，基本上都是探险家。
路易斯？马登，被认为是《国家地理》成员的典型代表，他即是语言学家、生物学家，又是航海家、潜水员和飞行员，正是他，率先在杂志中使用了35毫米彩色摄影。作为《国家地理》的记者和摄影师，40多年里他走遍了世界。
《国家地理》当然不只是一本杂志。
他们用薄薄的纸张和图片，去穷尽“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
我相信一份优质媒体，必是学人和冒险家的完美组合。
《国家地理》就是难以复制的典范，没有谁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少年天才
自认为少年天才的，自持牛逼的，去查一下梁启超年谱。
梁氏，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
23岁“公车上书”，与康有为并称“康梁”。是为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
24岁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学生中有蔡锷、杨树达等，皆一代俊彦。而名儒章士钊当时居然没有考中。
时尚老头黄永玉说：“人家那么年轻就那么了不起，我们这些人就这么没出息。看看梁启超，再看我们24岁在干什么？有野心家、政客，尽出这种人。”
看如今，我们早已远离24岁。聊以自许的，也所剩不多。
如海子所说：我们“不得不和英雄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不得不放马南山；与世间万有，冰释前嫌。
负债
中国人有个奇怪观点，以为负债很不好。看看美国，国家负债最多；再看看法国，个人负债最多。
可是，然而，人家活得并不坏。
一个人死时，负债越多，越幸福。因为这意味着，你预支了不可期的、本不属于你的金钱，而且永不需要偿付了。
换言之，如果李嘉诚死了，或者比尔盖茨死了，那么，他们就很不幸。为什么他们都要裸捐？把钱全部捐掉，就是因为不###面对如此巨大的资产，轻而易举就被死亡，这么件人人必经的事情，给核销了。
说是慈善，实则源自对生存本质的彻悟。
在香港，个人可以宣布破产，每个月严定在6000港币的用度范围之内；我们在内地，个人不可能破产，除非债主找了杀手，或者被逼债的自杀，这是以生命破产的方式，终结债主们的偿付要求，来自运城的自杀者赵恩龙，就是这么干的。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我是这么理解的：面临大负债的局面，及时死亡可以带来此生不虚度的巨大###。
很多人就是如此，在累累负债中，看上去，并不十分担心。相反，他们还减少了不必要的，坐不垂堂的顾虑。
朝负债，夕死可矣。人生大自由、大境界、大情怀，一负债，油然而生。
DNA写作
我们写作，或者出版成书，感觉如“用双手###我们实在的或潜在的骨灰盒”。
布罗茨基这么形容：“通常是，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了一抔尘土，书籍还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
确实，它们代表着作者本人，在死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能继续发言。
较之于作者本人，书籍占据着较小的物理空间，而且可以大量复制，寿同天地。
在各种空间和时间，这些书籍，无论烂书还是好书，都是在直接代表你，向各色人等说话。
读者习惯于把书籍视为知识。而你，一个写作者，也可能反过来被读者诱导，使自己隐身于知识背后，那么，这写作的意义，与你实在关系不大。
如果你不太在意名声，可以贡献出来的，应该是不加掩饰的灵魂。这时候，你将不代表知识，只代表你自己。你是你的文字的真实灵魂和上帝。
若干年后，出于绿色考量，纸片终将消失，书籍都被数码化，压缩于机器。
这时候，写作的仪式感也将随着纸片的消失而消失。因为书籍将失去了实在的物理形式，只是流蹿于网络的信息片段，如同你的DNA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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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
丽江
高原上的空气应该干净一些。
在拉萨街头，买上一串满是飞虫的肉干，你可以照吃不误。原因据说是：这儿连苍蝇都是干净的。
不似楼宇之间，透过偏狭的视域，你只能看到无数气泡，在空中刹生刹灭。
当年秦军征服西南三郡，整个云南，加上岭南，不过五十万人口，现在一个丽江，已经五十万。
在去拉市海的山头，俯瞰丽江城，感觉它像个无腿侠客，恍然失去了远方。
拉茸次滇
藏族小伙子拉茸次滇居住在纳帕海的大草原上。
他的梦想就是走出香格里拉。
今年他二十岁，正在非常努力地攒钱。
“先要去拉萨看看。”他说，“还想周游全世界。”
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赶往香格里拉。
我提醒他：可见外面的世界并不理想。
可是拉茸不这么看：我们没钱，钱是个好东西。你们就是有钱了才来香格里拉的是不是？
他总是想象自己别着藏刀，走在大城市的街上。
二十岁的拉茸长得很帅，他有理由想象自己未来的酷装。
他说：“全世界只有藏人可以别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风俗，警察不会抓我。”
想象和钱一样，都可以给人按上一付快腿。
当惊鸿奔过脑海，它总是天际无限。
所以攒够钱之前的拉茸，他目前的状态很好。
上山
香格里拉的群山之间，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村落。
相距数公里，我与这个村落擦肩而过。
一起上山的藏民说：不要去打扰他们。
和阿尔泰的图瓦部落相似，他们全部的记忆，都停留在几百年前。
这几百年间，他们的世界就是茫茫林海。
出于善意，王寅曾经劝告：以你的技术，还是不要拍照，你只需要让别人拍你。
所以无论到哪，我都不带相机。
我只有用手机把图片发送给远方的朋友们。
深秋的碧塔海，我是最后一批上山者。
天说冷就冷，大雪封山的季节就要到了。
这里的游客已几近与无。
客栈留言版上，只有些老外在召唤同行者。
他们的目标是更加偏远的梅里。
一对来自西班牙的青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季节，匆匆抵达。
和我一样，不配相机，没有远徙的辎重。
拿着各种语言书写的同一个地名，他们的神情不是过客，更像在找寻一个终点。
我用手指着脚下，用蹩脚的英语说：就是这里。
风边
谁能相信，整个香格里拉机场，只有我一个乘客。
透过巨大的玻璃屏风，山野环峙，黑云倒悬，灌注在我眼前。
机场很小，我也是。
一切皆在风边。
下午到伊拉草原骑马。
给我牵马的，是三个牧民的孩子。
他们所学的汉语，全部是问句：
叔叔你去过蓝月山谷吗？
没有。
你去过碧塔海吗？
去过。
你去过梅里雪山吗？
没有。
你去过学校吗？
去过。
叔叔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很多地方，不过我都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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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们的爱情
十九世纪末，世界提供给我们两个并驾齐驱的天才。
梵高和高迪，高迪大一岁。
他们同时也是疯子。
毕加索说梵高：“这人如不是一位疯子； 就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
至于高迪，被他的毕业作品所震惊的的校长长叹道：“我不知道把毕业证书发给了一位天才还是一个疯子。”
在中国，和梵高一样死于疯狂的，还有海子。
但海子是死于练气功的走火入魔。
只有高迪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巴赛罗那人的赏识，设计了大量不朽的至今还被认为“超前”的建筑，并且终得高寿，成为一个城市的代名词。
他们都终身未娶。
原因在于：要么被拒绝，要么因为情人们的无法###受而离开。
高迪有过短暂的爱情，但最后情人还是选择了一个平凡的巴赛罗那市民而不是选择一个天才。
她的选择，绝对是明智的。
高迪为自己的单身辩解：“为避免陷于失望，人不应受幻觉的###。”
高迪豁然开朗，他的高寿不能说与此无关。
而梵高与海子都是短命的。
梵高先后追求过四个女子，其中一个听完梵高的表白，愤怒地消失了。
海子也追求过四个女子。海子更不幸，据说他被其中一个刚烈女###，猛扇了一巴掌后，不得不哭泣着离开。
这位女###，也是一位诗人。
海子在他的忧伤诗篇《四姐妹》中写道：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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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相的真相
博尔赫斯酷爱游戏，他的头脑就是竞技场。
比如写书评，他喜欢评论那些并不存在的书籍。这样，书评本身，反而成了小说。
事实是：现实和历史，都不可能绝对还原。他们似实而虚，似虚而实。
黄仁宇做万历的历史切片，提供了大量的场景想象。而DISCOVERY更是通过“真实再现”，用演员演绎历史，再把画面做旧，用以接近真实。
以前的新闻写作中，“他想”之类是禁用的。毕竟，对心理活动的任何描述都是对客观###的毁坏。
但是“真实再现”还是在新闻中频繁出现。
没有一件已经发生过的史实，可以被绝对还原。我们所认定的新闻的真实###，也还是出自知情人的转述，甚至再转述。
真相躲藏于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新闻至多是去努力地接近真相。当我们自以为道出了真相，很可能只是瞎子摸象，得到的只是浮出表面的片段、或者局部。
你需要真相吗？真相就是这样，往往惨不###睹。
有一个定论是：六十年之前的历史，才算历史。死人彻底闭嘴，时间将开口说话。
实则，时间老人至糊至涂，即便开口说话，也往往颠三倒四，真假参半。
沥沙披金之后，历史的错漏何止千万。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过是怀着不同动机的人们，想要表达的历史。
有很多朋友埋头学问，并且期待着历史对自己的证明。对于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壮举，我持着相当悲观的态度。
五月花号
留学英国的李树波，狂看维德根斯坦，疯狂崇拜那句“语言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同时，她的灵魂，似乎也拥有了强烈的边界感，比如她写天气，就说“天气在冷的边缘上。”
李树波活在英国，迷恋英国式的理###。凭着这理###力量，即便是一小撮宗教异已份子，也有本事驾艘破船跑出去弄出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回过头再把自己的母国打败。
这条破船－－五月花号上岸前，这一小撮，具体说是一百多人，不急着搞原始共产主义，不急着均贫富，或者直接推行丛林法则，在新世界成王败寇。
他们中的41个成年男子，居然签署了一份公约——五月花号公约：
“我们所有在下列文件上签署姓名的人……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神明、传播基督的信仰和我们国君的荣誉而远涉重洋，（我们）立志在弗吉尼亚北部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和相互之间共同而神圣地宣布：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保护我们的生命，推进上述的目的，我们在此立约组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实体；我们将不时地实施、制定和建立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最有效的和最有利于殖民地共同利益的公平的法律、法令、宪法及官员，我们承诺将服从和遵守这些法律和官员的管理。”
船在普利茅斯靠岸，随后就是漫长的冬季，奄奄一息的41个签约人，半年内死了一半。剩下一半活人，其中的一个名叫哈佛。
未有美国，先有哈佛。这就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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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
朱大可把庭院称为“神为人安排的居所”，“勾勒了本星球的乌托邦梦想”，等等。
作为解构狂他一定回溯到了伊甸园。
我幼年生活在黄浦江边上，过年过节，总要摆渡过江，逛一圈城隍庙。
从十六铺走过方浜路狭窄的棚户，就到了立有两座巨大石狮的豫园门口，门内两侧是一长溜露天的小吃。
人山人海，往里走是需要勇气的，被挤散是很经常的事。
对于当时的上海人，豫园更像是有着上千年传承的庙会。而豫园，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农耕社会的遗俗。
现在，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座繁华的超级都会，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保持距离。小时候城隍庙带给我的，那种人际间的亲密关系早已不复存在。
明嘉靖年间，潘允端建造豫园，当时江南的园林之风很盛，仅上海一带的私家园林就有数千，比现在的房地产商还热闹。
可惜的是，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似欧美的石材建筑，可以历经千年而不倒。
旧时代雨打风吹去，上海硕果仅存的豫园，也是几经荒圮，现在我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