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国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闲话中国人- 第1部分

前言　流寇路线图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老专业（古典文学），先生是老先生（胡国瑞、吴林伯）。所受之训练，自然“传统”。理想，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做一个传统的学人。所以，毕业以后，甚至调入厦大以后，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做学问，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艺术人类学》。尽管该书写得并不“八股”，但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
　　但是到了1994年，我决定“另类”了。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比方说，失望。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这本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好书。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后，曾于1999年和2007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然而在1989年，我们那本《走出美学的迷惘》，印数却只有区区八百册，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晓芒跟我说，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请参看邓晓芒《〈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
　　可惜，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又写了《艺术人类学》。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慧眼识珠”，两次获奖，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种原因，比如对“实践美学”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新实践美学”。而且，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关注，顶多也就看看“首都学界”有什么动静，或者“学界大佬”有什么说法。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外省学人”，研究的又是“传统课题”，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更何况，美学本身的境况，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自顾尚且不暇，哪里管得了许多！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事实上，也就在这两年，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既然如此，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很快我又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只能堆在库房里，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于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刚一出版，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那么，我们写它做什么？我们为所谓“学术繁荣”而砍掉的树，难道还嫌不多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意强加于人。你主张“曲高和寡”也好，他为了“养家糊口”也罢，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
　　不跟体制玩，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等于非得“落草为寇”，也可以当“吃皇粮的个体户”。办法，是种完生产队的“责任田”（额定工作量），再种一点“自留地”。这也不难。我和邓晓芒，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们都不是“黄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还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点是：霸蛮，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软不吃硬，等等。比方说，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就是他“匪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我是“流寇”，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份不明”，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
　　其实，“流寇”也有“路线图”。我读研究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选择《文心雕龙》，合情合理。这就从“文学”转到了“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合情合理。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但是，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品人录》已经在讲历史。以后有《品三国》，也不奇怪。不过，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这一路走下来，岂非顺理成章？只不过，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我的书，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内容和形式，统统“另类”。
　　所以，《闲话中国人》是一个开头。这个头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9月6日　　
　　

闲话《闲话中国人》　代序　李树林　
闲话中国人
　　（本书初名《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海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改名《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出版。进行大幅修改后，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
　　该书特点之二，是深入浅出。在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进行剖析时，或诠释字词，或引经据典，从本义到广义，从现象到本质，像与你聊天般地娓娓道来，揭示出这些现象深刻的社会性。
　　该书特点之三，是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既是“闲话”，就不能做“官样文章”。作者往往用生活习惯用语叙述生活习惯，风趣幽默。
　　该书特点之四，是结构上环环紧扣。从饮食到服饰，从单位到家庭，从面子到人情到友谊，把各个似乎是不相关的方面，从一引申到二，从二引申到三，看完这一章还想接着看下一章。
　　一语概之，《闲话中国人》一书宛如一壶馨香扑鼻的碧螺春，细细品来，回味无穷，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可不读。
　　

代序　附记
这篇序言原本是李树林同志为华龄版《闲话中国人》所写的书评，发表在1997年4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作者是中央某部门的一位干部，与我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谋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权钱交易”或“面子人情”。他这篇书评，原本是应机关图书馆之邀，为他们介绍馆内新书的内部刊物《机关图书简介》而写的，不知怎么被《中华读书报》看中，公开发表了。文章发表后，我看到了，写信去与他联系。因地址不详，这封信几经辗转，树林同志才收到。后来他回信说，这篇书评是怎样发表的，在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也许，正因为这篇书评是这样写出、发表的，因此，它比许多应作者或出版社之请，刻意炒作或敷衍塞责的所谓“书评”，要真实得多，也实在得多。我相信，文中所写，都是树林同志的真实感受或体会，没有任何矫饰、虚套和做作。树林同志后来在信中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靠着床头，沏一杯茶，灯下抱一本喜欢的书，静静地看，漫漫地思索”。他说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完本书的。其实，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读者能读得轻松愉快，千万不要“苦读”；我也希望读者读后多少有点收获，不至于“白读”。在读了树林同志这篇书评后，我欣慰地感到，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我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事实上，从写作动机、构思创意、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思想内核到篇章结构，这些隐藏在大量现象、实例、故事和俏皮话背后，不易为人察觉的用心良苦之处，那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地方，树林同志都看出来、说出来了。如果说，我写《闲话中国人》，是试图为解读中国文化找到一把钥匙，那么，《闲话〈闲话中国人〉》，便可以看作是解读本书的钥匙。
　　因此我特别向读者推荐这篇书评，并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其收入修订本，作为本书序言。本来，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事，便是一任读者诸君去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所以，我对书评，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也不是全不在意）。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篇书评，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写《闲话中国人》的动机之一，是要改革和改变学术著作的写法，为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探寻一条新路。我的办法，是用“闲笔”写“正书”，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随笔体学术著作”。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对于读者，则希望不但看得挺“热闹”，也能看出“门道”来。以此文为序，即所谓“有所望焉”。
　　　。　想看书来

引言　看不懂的中国人（1）
这本书是讲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渴望腐败的大约只有一种人，——在种种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中拉皮条的。但那是极少数。
　　多数人是不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就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齐加以反对。
　　那么，中国人两面派吗？不对！他是“始终如一”的，也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人情、面子等等。你请他吃饭，是你的人情，也是给他面子，岂能不领情，给脸不兜着？换句话说，他吃的只是你的人情你的面子。至于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妨碍他在理论上反对公款吃喝。结果，大家都反对公款吃喝，而公款吃喝却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因为没有人会把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事物混为一谈，也没有人会为了某个大道理牺牲面子人情。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比方说，你那个老朋友是一贯反对公款吃喝的，但如果他到了你的辖区，你不拿公款招待他，他还不高兴！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他上不了台面，或没有资格享受公款吃喝，是很没有面子的。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的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应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还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