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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一 文明与野蛮（3）
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夷就是蛮夷，也就是野蛮人；夏就是华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开化”的过程。“开化”之前，谁不是这样？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来，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羞与为伍。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不能接受。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Q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条小辫子的阿Q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Q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体与面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兽才不穿衣服，野蛮人才不穿衣服么！有谁愿意做禽兽做野蛮人呢？没有。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裸体，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臂，谓之“肉袒”。比如西汉太尉周勃，为了翦除吕太后的余党，要夺军权，就对将士们说：愿意帮助姓吕的，把右边胳膊露出来（右袒）；愿意帮助姓刘的，把左边胳膊露出来（左袒）。结果，“三军皆左”，周勃便顺利地接管了兵权，灭了诸吕。又比如，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为了向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是带刺的荆条，可以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没事的也光着膀子，大家就以为你要“负荆请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体裸，都是严重的失礼行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两类人物。一类是江湖好汉，还有一类是魏晋名士。李逵，大约是经常光着膀子的。嵇康，打铁的时候想来也曾光着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则是魏晋时代的“嬉皮”，很“前卫”的，也很“酷”，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何况他们还要吃药。吃药以后要发散，吃酒以后要出汗，于是他们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个叫刘伶的，更公然一丝不挂地在家见客。客人一看，脸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气壮地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请问诸君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面来？大家也只好把他当疯子。但说得出这种疯话的，也就是刘伶吧！
自己裸体是“无礼”，观看别人裸体当然更是“失礼”。春秋时的曹共公就干过这种事。他听人说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竟然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看。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所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曹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
大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在近代中国便一再受挫，风波迭起。因为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既是自裸，又是观看他人之裸，是双重的“不礼”，岂能容忍？至于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体运动”，当然更加不合中国国情，即便有人倡导，也断然不会有人响应并以身试法的。《诗经》上说：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张皮。人要是没有礼仪，那就连老鼠都不如。可见光有血肉之躯是不行的，还得要有服饰。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相当重视服饰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惨，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样恩重于山。中国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到实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会有一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不过，所谓“体面”，也并非一定就是富丽华贵或崭新漂亮。孔子就曾赞美他的学生子路（仲由），说穿着旧丝绵袍和穿着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却毫无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古人很看重服饰的礼仪，一旦失礼便可能酿成大祸。公元前559年，有一天卫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两位吃饭。孙、宁二人依照礼制，准时准点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献公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老先生还在园子里射鸿。两位大夫没有办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赶到园子里。献公见了他们，连“皮冠”也不脱，就和他们说起话来。孙、宁两位当场勃然大怒。因为“皮冠”是田猎和军事的服饰。皮冠面对的，不是野兽，就是敌人。因此，即便是君见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说话，否则便是侮辱。卫献公请客吃饭，不按时开饭已是失礼，又居然戴着皮冠和被请的人说话，当然要被视为有意侮辱。君视臣为禽兽，则臣视君为寇仇。孙文子便发动政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穿衣戴帽的事，岂是含糊得的？
二 道德与礼仪（1）
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的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道德与礼仪（2）
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决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礼仪
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那么，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比方说，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后要死。有的人，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获取功名。这样，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冠礼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