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记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官场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一盅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搥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搥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说茶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槚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荈”，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四 烟、酒、茶（4）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器中没有茶具，汉墓出土食品中也不见茶叶，至少说明当时饮茶尚未形成一种风气，或非生活之必须。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茶原产印度，是从印度进口的。佛门多饮茶，可为明证。有人还言之凿凿，说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带来的。达摩从天竺西来，跑到梁武帝那里谈佛论禅，结果话不投机，只好折了一根芦苇做船，渡过长江，北入嵩山，躲进少林寺的一个山洞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一坐就是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终于双眉尽落，落地而生为茶叶，所以上品的茶叶又叫“珍眉”。湖北鄂西山区有“五峰珍眉”，品质甚佳，不知是否系达摩双眉一脉相传？其实《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都有饮茶的记录。《三国志》上讲，韦曜参加孙皓的宴会，因不善饮酒，便代之以“荼荈”。《世说新语》云，任育长到王导家做客，因不识好歹，便问喝的是“荼”还是“茗”，被传为笑柄。可见三国两晋时，饮茶已是上流社会的高雅习俗，那时节，达摩祖师还没出世呢！
实际上，茶树原产何方，是土生土长还是印度进口，抑或“中外合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饮茶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疸汁和黑疸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ra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气充盈天地，有清有浊，有雅有俗。就拿香气来说，香而妖，香而艳，香而浓，香而媚者，都是俗气。暴发户的如夫人，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香水洒得越多，越是俗不可耐；农夫新割的稻草麦秸，被秋阳暖暖地晒过以后，则最是清香可人。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花香不如药香，酒香不如茶香，药与茶，才是至清至雅之物。
何况饮茶也是好处多多。茶能防癌，不像烟有害于健康；茶能醒脑，不像酒多喝乱志。所以历来有禁酒的，有禁烟的，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事实上茶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爱物。中国人在家里要喝茶，出门也要喝茶，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泡茶，开会时更是人手一杯。到中国人家做客，虽有女宾来访摆糖，男宾来访敬烟之别，但泡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来访主人捧上一杯清茶，既礼貌周全，又全无媚态，则彼此的交往，便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竟无茶水招待，那么，不是主人不通人情，便是客人不受欢迎。“连茶都不泡一杯”，简直等于下逐客令。
可见，茶也有交际的功能。所以，中国人不但喜欢请客吃饭，有时也要请客吃茶，比如“吃讲茶”和“吃早茶”就是。吃讲茶是旧社会江湖上用于摆平纠纷的一种手段，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像摆酒宴那样排场，又不像只有清茶一杯那样寒酸。过于排场，谈不成事情；过于寒酸，又不好意思，只有吃早茶最为适宜。它既能让人静下心来认真谈判，又比坐在公司里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更有人情味，更便于套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还能顺便解决一下早餐问题，岂非妙不可言？当然，无论搞阴谋，抑或谈生意，也确乎可以借此冲淡一点血腥或铜臭。
至于清朝官场，则又是一番风味。待客之茶，只作摆设，并不真喝。如果长官谈得不耐烦，要下逐客令，便会端起碗来，说声“请喝茶”。这时，你最好自己知趣，起身告辞。即便不告辞，长官身边的听差也会拉长声调大呼“送客”。这一绝招，不知是谁的发明，也真亏他想得出。可见，喝茶也好，饮酒也好，吸烟也好，吃饭也好，在中国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本章已说得不少，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耐烦了。那就还是“端茶送客”吧！
一 文明与野蛮（1）
人命关天
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这事也不小。
有句老话，叫“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老话也不一定就对。人生在世，岂能就是“吃穿二字”？但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吃，不能不穿，倒也是事实。所以，饮食和服饰，就不但都很重要，而且还有瓜葛。
奇怪，穿衣戴帽和吃饭能有什么关系呢？偏偏就有。比如“服”，就有“吞食”的意思，如服药、服毒。只不过只有吃药（包括吃毒药）才是“服”，吃别的就不算，但好歹是“吃”。还有修饰，也并不简单地只是穿着打扮或体面好看，也和吃饭有关的。上古没有“修”字，只有“脩”，两字相通，脩就也就是修，而脩的本义则是“干肉”，或加香料制造而成的干肉。它的字形，是一个人拿着一把锤子面对一大块肉，表示“捶而施姜桂”的意思。不管什么肉，总要先洗干净以后才好晾晒，所以脩这个字又有洗涤的意思。如果把十条干肉捆在一起，就叫“束脩”或“束修”，是古代诸侯大夫相互馈赠的礼物，也是学生向老师致送的酬金。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修（脩）是“制造干肉”，饰则是“擦拭饭碗”。“饰”这个字，本义是“拭”，也就是拂拭、清洁。从字形看，是一只手拿着一条餐巾，在拂拭食品或食器上的灰尘和污垢。《周礼·地官·封人》说：“凡祭祀，饰其牛牲”，这里的“饰”便是使其清洁之意，不是装饰打扮。所以修（洗涤）和饰（擦拭）也可以连起来，叫“修饰”。
修饰不是可有可无的，也马虎不得。古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名声，就叫“修名不立”；而一个大臣如果搞腐败，犯了贪污罪，也不叫“不廉”，而叫“簠簋不饰”。簠（f），长方形，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制，有盖有耳，用以盛黍稷稻粱。簋（gu）也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或陶制，圆口圆足，也用以盛黍稷稻梁。也就是说，簠是方饭碗，簋是圆饭碗。“不饰”则是“不常擦拭，没弄干净”。饭碗既然弄不干净，当然要“丢饭碗”啦！
又岂止是会丢饭碗，弄得不好，还会掉脑袋。春秋时，一个名叫诸师声子的人就差点因此而脑袋搬家。因为他在参加国君的宴会时，穿着袜子就登上了酒席，于是他的国君卫出公便勃然大怒，喝令“推出午门斩首”。尽管诸师声子再三解释，说自己不脱袜子，是因为脚上生疮，恐怕君王见了会呕吐，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落荒而逃，才幸免一死。
这也奇怪。不就是没脱袜子吗？也值得说翻脸就翻脸，甚至要问以死罪？原来，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做“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当年晋悼公盟会诸侯于鸡丘时，为了向执法如山的中军司马魏绛表示敬意，就曾“跣而出”。君对臣示敬尚且要“跣足”，诸师声子“袜而登席”，当然要被视为“大不敬”。能死里逃生，实属万幸。
袜子不脱不行，帽子乱戴也不行。另一个名叫子臧的人就当真为此掉了脑袋。这位子臧，大概也确实是个花花公子，竟喜欢一种名叫“聚鹬冠”的装饰。所谓“聚鹬冠”，大约就是用鹬羽做成的帽子。鹬羽色黄、褐、沙灰，密缀细碎斑纹。聚鹬而冠，可能比较好看，却是“非礼之服”，或者说是“奇装异服”。他老爸郑文公听说后，十分厌恶反感，居然买通强盗，把自己这个亲生儿子，诱拐谋杀在陈宋之间的某地。
一 文明与野蛮（2）
这又奇怪。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何至于谋杀亲生儿子呢？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是不好随便乱戴的。比如春秋时陈灵公戴着楚国的便帽（南冠）去会情妇，东周王朝的使臣单襄公便断定他要倒大霉，也该亡国。后来，陈灵公果然被情妇的儿子射死在马厩里，楚军也打进了陈国。所以我们现在还说：“不要乱扣帽子。”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关天，当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岂能说是小事？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重饮食不重服饰。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吗？衣不蔽体，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样悲惨吗？所以，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①。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亂），而“亂”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形，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