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国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闲话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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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国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闲话中国人-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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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记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官场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一盅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搥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搥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说茶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槚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荈”,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四 烟、酒、茶(4)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器中没有茶具,汉墓出土食品中也不见茶叶,至少说明当时饮茶尚未形成一种风气,或非生活之必须。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茶原产印度,是从印度进口的。佛门多饮茶,可为明证。有人还言之凿凿,说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带来的。达摩从天竺西来,跑到梁武帝那里谈佛论禅,结果话不投机,只好折了一根芦苇做船,渡过长江,北入嵩山,躲进少林寺的一个山洞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一坐就是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终于双眉尽落,落地而生为茶叶,所以上品的茶叶又叫“珍眉”。湖北鄂西山区有“五峰珍眉”,品质甚佳,不知是否系达摩双眉一脉相传?其实《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都有饮茶的记录。《三国志》上讲,韦曜参加孙皓的宴会,因不善饮酒,便代之以“荼荈”。《世说新语》云,任育长到王导家做客,因不识好歹,便问喝的是“荼”还是“茗”,被传为笑柄。可见三国两晋时,饮茶已是上流社会的高雅习俗,那时节,达摩祖师还没出世呢!
  实际上,茶树原产何方,是土生土长还是印度进口,抑或“中外合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饮茶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疸汁和黑疸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ra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气充盈天地,有清有浊,有雅有俗。就拿香气来说,香而妖,香而艳,香而浓,香而媚者,都是俗气。暴发户的如夫人,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香水洒得越多,越是俗不可耐;农夫新割的稻草麦秸,被秋阳暖暖地晒过以后,则最是清香可人。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花香不如药香,酒香不如茶香,药与茶,才是至清至雅之物。
  何况饮茶也是好处多多。茶能防癌,不像烟有害于健康;茶能醒脑,不像酒多喝乱志。所以历来有禁酒的,有禁烟的,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事实上茶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爱物。中国人在家里要喝茶,出门也要喝茶,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泡茶,开会时更是人手一杯。到中国人家做客,虽有女宾来访摆糖,男宾来访敬烟之别,但泡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来访主人捧上一杯清茶,既礼貌周全,又全无媚态,则彼此的交往,便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竟无茶水招待,那么,不是主人不通人情,便是客人不受欢迎。“连茶都不泡一杯”,简直等于下逐客令。
  可见,茶也有交际的功能。所以,中国人不但喜欢请客吃饭,有时也要请客吃茶,比如“吃讲茶”和“吃早茶”就是。吃讲茶是旧社会江湖上用于摆平纠纷的一种手段,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像摆酒宴那样排场,又不像只有清茶一杯那样寒酸。过于排场,谈不成事情;过于寒酸,又不好意思,只有吃早茶最为适宜。它既能让人静下心来认真谈判,又比坐在公司里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更有人情味,更便于套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还能顺便解决一下早餐问题,岂非妙不可言?当然,无论搞阴谋,抑或谈生意,也确乎可以借此冲淡一点血腥或铜臭。
  至于清朝官场,则又是一番风味。待客之茶,只作摆设,并不真喝。如果长官谈得不耐烦,要下逐客令,便会端起碗来,说声“请喝茶”。这时,你最好自己知趣,起身告辞。即便不告辞,长官身边的听差也会拉长声调大呼“送客”。这一绝招,不知是谁的发明,也真亏他想得出。可见,喝茶也好,饮酒也好,吸烟也好,吃饭也好,在中国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本章已说得不少,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耐烦了。那就还是“端茶送客”吧!
  

一 文明与野蛮(1)
人命关天
  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这事也不小。
  有句老话,叫“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老话也不一定就对。人生在世,岂能就是“吃穿二字”?但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吃,不能不穿,倒也是事实。所以,饮食和服饰,就不但都很重要,而且还有瓜葛。
  奇怪,穿衣戴帽和吃饭能有什么关系呢?偏偏就有。比如“服”,就有“吞食”的意思,如服药、服毒。只不过只有吃药(包括吃毒药)才是“服”,吃别的就不算,但好歹是“吃”。还有修饰,也并不简单地只是穿着打扮或体面好看,也和吃饭有关的。上古没有“修”字,只有“脩”,两字相通,脩就也就是修,而脩的本义则是“干肉”,或加香料制造而成的干肉。它的字形,是一个人拿着一把锤子面对一大块肉,表示“捶而施姜桂”的意思。不管什么肉,总要先洗干净以后才好晾晒,所以脩这个字又有洗涤的意思。如果把十条干肉捆在一起,就叫“束脩”或“束修”,是古代诸侯大夫相互馈赠的礼物,也是学生向老师致送的酬金。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修(脩)是“制造干肉”,饰则是“擦拭饭碗”。“饰”这个字,本义是“拭”,也就是拂拭、清洁。从字形看,是一只手拿着一条餐巾,在拂拭食品或食器上的灰尘和污垢。《周礼·地官·封人》说:“凡祭祀,饰其牛牲”,这里的“饰”便是使其清洁之意,不是装饰打扮。所以修(洗涤)和饰(擦拭)也可以连起来,叫“修饰”。
  修饰不是可有可无的,也马虎不得。古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名声,就叫“修名不立”;而一个大臣如果搞腐败,犯了贪污罪,也不叫“不廉”,而叫“簠簋不饰”。簠(f),长方形,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制,有盖有耳,用以盛黍稷稻粱。簋(gu)也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或陶制,圆口圆足,也用以盛黍稷稻梁。也就是说,簠是方饭碗,簋是圆饭碗。“不饰”则是“不常擦拭,没弄干净”。饭碗既然弄不干净,当然要“丢饭碗”啦!
  又岂止是会丢饭碗,弄得不好,还会掉脑袋。春秋时,一个名叫诸师声子的人就差点因此而脑袋搬家。因为他在参加国君的宴会时,穿着袜子就登上了酒席,于是他的国君卫出公便勃然大怒,喝令“推出午门斩首”。尽管诸师声子再三解释,说自己不脱袜子,是因为脚上生疮,恐怕君王见了会呕吐,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落荒而逃,才幸免一死。
  这也奇怪。不就是没脱袜子吗?也值得说翻脸就翻脸,甚至要问以死罪?原来,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做“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当年晋悼公盟会诸侯于鸡丘时,为了向执法如山的中军司马魏绛表示敬意,就曾“跣而出”。君对臣示敬尚且要“跣足”,诸师声子“袜而登席”,当然要被视为“大不敬”。能死里逃生,实属万幸。
  袜子不脱不行,帽子乱戴也不行。另一个名叫子臧的人就当真为此掉了脑袋。这位子臧,大概也确实是个花花公子,竟喜欢一种名叫“聚鹬冠”的装饰。所谓“聚鹬冠”,大约就是用鹬羽做成的帽子。鹬羽色黄、褐、沙灰,密缀细碎斑纹。聚鹬而冠,可能比较好看,却是“非礼之服”,或者说是“奇装异服”。他老爸郑文公听说后,十分厌恶反感,居然买通强盗,把自己这个亲生儿子,诱拐谋杀在陈宋之间的某地。

一 文明与野蛮(2)
这又奇怪。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何至于谋杀亲生儿子呢?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是不好随便乱戴的。比如春秋时陈灵公戴着楚国的便帽(南冠)去会情妇,东周王朝的使臣单襄公便断定他要倒大霉,也该亡国。后来,陈灵公果然被情妇的儿子射死在马厩里,楚军也打进了陈国。所以我们现在还说:“不要乱扣帽子。”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关天,当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岂能说是小事?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重饮食不重服饰。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吗?衣不蔽体,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样悲惨吗?所以,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①。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亂),而“亂”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形,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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