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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攻击策略帝国远征军已经实施了两次，第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无功而返，帝国远征军因此元气大伤，士气低迷，不过高句丽人也因此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打赢了仗，却付出了国力不堪重负几近崩溃的惨重代价，只要中土人再发动一次攻击，高句丽必败无疑，这一事实，高句丽人心知肚明，帝国远征军的将军们也一清二楚，而帝国肯定要发动第三次攻击，因为第一次败得太惨了，近三十万帝国将士战死沙场，这一血侯仇如果不报，帝国还拿什么威临四海？又如何去威慑北虏，维护中土的统一和稳定？
薛世雄的建议得到了卫府将军们的一致赞同，不过，这一攻击策略能否得到皇帝和中枢的同意，能否得到帝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全力配合，却是一个未知数，由此也给第三次远征蒙上了一层阴霾。
卫府将军们均出自高门大族，有着灵通的消息渠道，对杨玄感兵变后帝国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派系之间的血腥厮杀以及中央和以各贵族集团为主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激烈抗衡，有着清晰的认知，很显然，当前帝国形势。并不适合发动第三次东征，但皇帝和被改革势力所操控的中枢硬是强行通过了远征决策，可以预见，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远征过程中。国内外的局势都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所以，皇帝和行宫留在了北平，以便兼顾国内外两个“战场”。
既然如此，皇帝和中枢的第三次东征策略。必然有所调整，考虑到第三次东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赢得国内政治上的胜利，由此不难预测到，皇帝和中枢可能只要求征服高句丽，换句话说，只要高句丽宣布投降，皇帝和中枢就算达到了目的。至于占据其领土，奴役其子民，屠杀其贵族和军队，把高句丽王国彻底抹杀，从而达到威慑外虏和蛮邦小国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则被选择性地放弃了。
一旦皇帝和中枢“知难而退”，迫于无奈下只求得最低最少的战争成果，那对帝国远征军的将士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一次远甚于萨水惨败的沉重打击。帝国耗尽国力发动三次远征，结果仅仅就是为了求得一张名义上的投降书，这太荒谬了。荒谬到了极致。难道在发动东征之前，高句丽人没有向帝国臣服纳贡？或者，他们已经崛起于辽东，威胁到了帝国，并打算摆脱藩属国的地位，要与帝国正面抗衡了？
所以，薛世雄的这次军议进行得非常及时，辽东前线的卫府将军们对第三次东征的攻击策略和战役目标有了统一认识，虽然大家各有立场和利益。但都同意尽快渡过辽水，尽快杀进平壤。竭尽全力在战场上为帝国和皇帝赢得最大的主动权。可以设想一下，一旦远征军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必然会让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最终会把这场战争推向一个让帝国蒙羞、让皇帝耻辱、让帝国将士们痛悔终生、死不瞑目的绝望结局。
薛世雄以帝国远征军前线最高统帅和东北道大本营的名义，向皇帝和中枢上奏攻击之策，恳请皇帝和中枢允许远征军于四月底之前渡过辽水，向高句丽发动第三次攻击。
为此，薛世雄需要更多的军队，需要燕北道大使、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火速赶赴辽东战场，需要左候卫大将军、检忻郡郡丞赵才火速赶赴辽东战场，但是，薛世雄不想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骁果军进入辽东战场，因为宇文述一旦进入辽东战场，他这个前线最高统帅即便不让位，也要受到极大的钳制和掣肘。为此薛世雄找了个理由，认为赵才和李景进入辽东战场后，幽燕兵力空虚，若北虏乘机扰边，则必然威胁到皇帝和行宫的安全，所以宇文述和骁果军都要留在北平，以确保皇帝和行宫的安全。
皇帝和中枢正的远征军将士士气低迷，缺乏攻击**，假如他们就像山东各地的官府和鹰扬府一样对皇帝和行宫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蓄意拖延、推诿，那就麻烦了，不但无法对高句丽形成巨大威胁，皇帝和行宫也将陷入更大的政治危机v世雄的奏章让皇帝和中枢大员们大为兴奋，当即下旨，同意薛世雄所奏，授予其临机处置之大权，并命令赵才、李景火速率军赶赴辽东战场。又诏令黎阳、洛口、太原诸仓，全力以赴向涿郡运送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同时诏令征发所有辽东前线和幽燕诸郡民夫，日夜不停地从涿郡的临朔宫、北平的临渝宫和柳城的望海顿等宫城仓储，向辽东战场运送物资。
皇帝又诏令东莱水师统帅来护儿、周法尚，命令他们尽快渡瑚战，全力配合薛世雄。为避免重蹈第一次东征因为配合不利导致水师孤军深入之覆辙，皇帝命令来护儿和周法尚率水师主力选择最近的路线登陆高句丽，先打毕奢城，先与薛世雄的陆路大军会师于乌骨城，然后一起横渡鸭绿水、萨水，直杀平壤。
第一次东征，来护儿率水师直接攻打平壤，这条路线中合路程较远，危险性很大，而最让人失望的是，来护儿到了平壤，竟然发现从陆路进攻的远征军主力还未到。考虑到粮草不足，来护儿只能独自攻击，结果孤军深入，掉进了高句丽人的陷阱，三万多将士因此战死。
这次皇帝和中枢汲取了血的教训，放弃了水陆夹攻平壤之策，让来护儿和周法尚率军从海路进入高句丽的毕奢城，以最快速度加入远征战场，这样一来，水师就能得到充足的粮草补充，而远征军的总兵力也多了，更重要的是，到了平壤城下后，水师还是可以配合陆路主力作战，同时远征军还能利用水师庞大的战船船队运输粮草武器，可谓一举多得。
皇帝圣旨送达怀远镇之后，辽东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远征军全力备战，随时准备渡河。
伽蓝主动找到杨恭仁和崔逊，恳请他们与自己一起联名向统帅部请命，以龙卫军为远征选锋，第一个渡河作战。
伽蓝年轻，有壮志，其建功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而龙卫军新建，左龙卫府的西北籍军官们对皇帝感恩戴德，愿意为皇帝效命，为帝国战斗，至于右龙卫府的河北籍将士，至此已经知道了帝国历时两年东征的真相，当年葬身萨水河畔的帝国将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北人，那都是自家的血脉亲人，此仇不报枉为燕赵儿郎，于是义愤填膺，舍生忘死也要杀过辽水，禁卫军的士气高昂，兵强马壮，又是皇帝亲手所建，帝国禁军编制，以这支军队为远征先锋，的确能够起到振奋军心的作用，假如建下战功，甚至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发挥出决定战局胜负的关键作用，那么不但可以为皇帝增光，为禁军添加荣耀，也能为皇帝和中枢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增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杨恭仁必须考虑到统帅部的整体策略和顾及到辽东大本营的整体利益，他不能单纯地为了皇帝、伽蓝和龙卫军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而给统帅部施加压力，毕竟第三次东征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即便中途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和阻力，但绝对不会出现像萨水惨败那等骤然颠覆了整个战局的匪夷所思的意外了，所以想在第三次东征中捞取利益的人太多了。
崔逊的想法也是一样，做为世家豪门子弟，他和杨恭仁一样清楚，此刻中土所有的贵族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利用第三次东征攫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比如选锋军一事，薛世雄、李景、赵才和杨恭仁都做不了主，谁也休想独自吃下这块“肥肉”，最终人选还是由皇帝和中枢来决定。
杨恭仁和崔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陪着伽蓝做这个“出头鸟”，所以毫不客气地泼了伽蓝一头冷水。伽蓝大为忿然，战机稍纵即逝，如果就连选锋军一事都在皇帝、中枢和东征统帅部之间争吵不休，大军何时才能渡河作战？
伽蓝飞马赶到大行辕拜见薛世雄。他本来信心十足，给杨恭仁和崔逊这么一“打击”，颇感忐忑，于是先找到了武牙郎将王辩。
王辩倒是鼓励他去争一争，因为龙卫军的背后毕竟是皇帝那座大山，一般人都很忌惮，轻易不敢正面“交锋”，不过王辩提醒了他一句，赢得薛世雄的同意非常关键，而若想说服薛世雄，就必须让薛世完全掌控选锋军。
“观国公也罢，黄台公也罢，都是当朝大权贵，统帅部中谁能震慑他们？让他们俯首听命？”
王辩一句话便点醒了伽蓝。伽蓝心领神会，当即拜谢了王辩，寻到薛氏两兄弟，走了个“后门”，于深夜时分见到了百忙之中的薛世雄。
第二百六十九章 辽东城下
世上的事，有时候表现得很怪诞。
只要有利益，大家都削减了脑壳往里“钻”，都想分一杯羹甚至独占，但一旦遇到困难、障碍或者可能给自己带来不确定损失的时候，热情便消失了，不过在没有看到结果前绝不撒手，或冷眼旁观，或暗中掣肘，甚至还鲜廉寡耻地乱中取利，于是本来一件有利可图、操作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如囊中取物般轻而易举的好事，在各势力间的激烈的利益争夺中，变成了一件无利可图、非常复杂，甚至会出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荒诞举动的坏事，而结果更是颠覆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常规认知…
第一次东征如此，第二次东征还是如此，第三次东征亦是如此。相比前两次东征，第三次东征皇帝和行宫是大大的放权了，尤其是战场指挥权，都下放了，然而，下放之后的结果，与皇帝和行宫的预期根本就是大相径庭。
这几年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军政大佬们纷纷辞世，军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诸如杨素、于仲文、段文振、杨雄、崔弘度、崔弘升等一帮大佬都死了，而宇文述、赵才、李景、薛世雄、来护儿、周法尚等人一则声望不足，短期内尚无法取代他们的前辈，二则他们都属于同一代人，声望资历功绩相差无几，且隶属不同的贵族集团和政治派系，彼此间根本不买账。假若皇帝和行宫继续独揽军权，由中枢指挥一切。反而还好些，如今事情却复杂了，在水陆两路远征军尚未出发之际，各系统帅们已经“斗”得热火朝天了。
四月中。皇帝和中枢从远征诸军统帅们送来的雪片一般的奏章中，敏锐地发现了远征军内部矛盾骤然激烈的“事实”，无奈之下，不得不迅速收回部分“权力”，但为时已晚，各统帅之间的矛盾已经摆在了明处，比如在选锋军的委派上，统帅们就各有人选、各执一词。为此皇帝和中枢不得不通盘考虑，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以便缓和军中矛盾，凝聚军中士气。
事关东征成败。皇帝和中枢不敢犹豫，更不敢久拖不决，以免再生变故延误东征，遂毅然以远征军陆路统帅薛世雄所提建议为主旨，果断下诏。由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为选锋军统帅，监察御史崔逊为监军，武贲郎将罗艺、武牙郎将王辩、果毅郎将伽蓝副之，而选锋军主力则由龙卫军所辖三十二个团、右武卫府辖下两个鹰扬府八个团、右候卫府辖下两个鹰扬府十个团。共一万大军组成，于接旨之日起。横渡辽水展开攻击。
四月十九日，王辩、薛万均、薛万彻率先渡过辽水。挥军进击。
四月二十日，杨恭仁、崔逊、伽蓝、冯翊率选锋军主力龙卫军渡过辽水，随后跟进。
四月二十三日，帝国东征选锋军云集高句丽西北部第一重镇辽东城下，准备第三次攻击辽东城。
辽东城已经成为帝国东征的“梦魇”。
第一次东征，皇帝驾临城下，指挥数十万大军猛攻辽东城，自三月底一直打到六月上都未能攻克，不得已，遂兵分两路，一部继续围攻辽东城及高句丽其他西北部城池，一部则九道并进直杀平壤。结果到了七月底，攻击平壤的帝国主力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辽东城却依旧未能拿下。最后，第一次东征的战果就是攻陷了高句丽北部重镇武厉逻，帝国在那里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好歹有了一块小小的“遮羞布”。
第二次东征，帝国远征军再次受阻于辽东城，皇帝也再次驾临辽东城下亲自指挥。这一仗自四月底一直打到六月底，帝国远征军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不得已，还是兵分两路。皇帝丢不起这个人，咬牙切齿也要拿下辽东城，而薛世雄则率主力直杀平壤。结果薛世雄刚刚拿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便接到了撤军的命令。所以，第二次东征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战果。
辽东城因此成为插在皇帝和帝国将士心中的一根肉刺，让他们痛苦不堪，让他们倍感耻辱，好在皇帝和中枢在平定了杨玄感之乱后便迫不及待的发动了第三次东征，给了帝国将士洗雪耻辱的机会。
这次指挥攻击辽东城的是观国公杨恭仁。
杨恭仁没有参加前两次东征。他的父亲观德王杨雄在大业八年二月十二日病逝，也就是在第一次东征开始期间死去，杨恭仁兄弟为此不得不扶灵返京。二次东征期间杨恭仁持丧在家，亦未参加。也正因为如此，杨恭仁对东征一直存有不祥之感。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五，先是内史令元寿病逝；接着在二月十二日，观德王杨雄病逝；到了三月十二日，兵部尚、检校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病逝；夏季五月初四，纳言杨达病逝。短短五个月内，帝国中枢核心里的四位德高望重的大臣辞世，可以想像一下此事对帝国、对皇帝本人和中枢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这明显就是个不祥之兆，即便是无知小儿也能预感到一丝端倪，然而，帝国和皇帝当时已经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而第一次东征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不祥之兆。
时隔三年，大业十年的第三次东征，是不是也有不祥之兆？有，不但有，而且正迅速在中土蔓延，那便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大潮，无数生灵正在杀戮中痛苦哀嚎，这时候皇帝和中枢不想方设法戡乱平叛稳定国内，反而继续穷兵黩武远征蛮夷，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
所以，杨恭仁的第三次东征策略是非常保守的，就如皇帝和中枢坐镇北平居中指挥所表现出的“保守”一样，寄希望于用武力威慑高句丽，迫使高句丽投降，挽回帝国、皇帝和中央的“颜面”，然后便结束东征，调转矛头，集中全部力量应对国内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