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前次远远见过的那个偷窥我们的年轻小伙子呢？我这么想着，并巧妙地发问，她又说：“不是的。”她告诉我，院长叫解之三郎，我上次见过的那个人叫小野，是腾村的警卫，等等。
正是从这次谈话中，我彻底弄清楚对面楼里有几个人，他们的名字、职业、关系。交谈中，我突发灵感，问她：“你想不想讨好一下你的上司？”她说：“我的上司？谁？”我说：“你刚才说的腾村先生啊，我想他一定是你的上级。”她默认了，问我：“你打算让我怎么讨好他？”我说：“我认识一个郎中，是专门治各种疑难杂症的，他曾让好几个瘫痪在床的人都站了起来。”“真的？”她很惊喜。我想，有门了，她一定会努力促成这件事。果然，她答应我回去问问，明天给我答复。
林婴婴听说这事后，也觉得我想了个好办法，有可能让我们破掉“铁桶阵”，入虎穴去瞧瞧。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老郎中，让老X（林婴婴司机）去向他现学了两招，准备让他到时扮成郎中进去与腾村进行“历史性会面”。但是，第二天静子通知我，腾村不领情，让我别张罗此事。她是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没有多说。事后我才知道，为此静子第一次去对面楼上拜见了腾村，腾村给她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当着我的面骂他道：“什么大教授，我看是个老流氓。”
话里有话！
在我追问下，静子才羞涩地告诉我，腾村对她“动手动脚”的。我嘲笑道：“看来他需要的是女人，而不是医生。”静子不语，我又说：“换句话说，他是想让人陪他上床，而不是让人帮他从床上站起来。”我有意这么逗她开心，希望她给我多提供一些他们见面的细节。断断续续的，静子大致把他们见面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其中有一点让我很意外，就是：腾村的脚病既非天生残疾，也不是后来得了什么病，或出了什么事故，而是他自己一手弄断的。
原来，他年轻时是个采花高手，那时候日本刚流行跳交谊舞，他从十五岁起便经常出入各种交际舞会，他舞跳得很好，加上出身名门望族，姑娘们都迷他，每次舞会结束总有姑娘跟他走。静子说：“也不知他是吹牛还是真的，反正他说他在二十三岁之前，已经跟上百个女人缠绵过。有一天他恨透了自己，再也不想过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他立志要做学问，要当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大科学家，便自己动手，用平时修剪胡须的剪刀剪断了自己的脚筋，强行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门。”
我说：“好一个悬梁刺股的有志青年！”
说真的，当时我并不信，静子也不信，但后来种种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他真是个疯子！也许天才和疯子本来就是一种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游走在天才和疯子之间，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就看你是站在哪一面，怎么看他。
这天是星期天，我和静子吃完饭后，照例去找了家客栈开了房间……从那一回开始，我们总是这样度过这一天：从饭店开始，到客栈结束。这是我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有什么办法？自从被林婴婴“发展”后，破掉幼儿园“铁桶阵”成了我的使命，我必须把静子哄好、养到家。我把肉体交给了撒旦，为的是殉道、就义：往小的说，是为了让那些孩子（还有四十九个）的生命得到拯救，往大的说是为了拯救我们中华民族。腾村这个疯子，像另一个疯子——希特勒——想把犹太人灭掉一样，想让我们炎黄子孙永世做他们大和人的走狗，为了粉碎他的痴心妄想，我愿意，我们都愿意，让我们的肉体去做包括死在内的任何事。
这一天，我离开静子后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如果说之前我对完成我的使命毫无信心的话，那么之后我是有了一些信心的，因为我发觉静子对腾村不怀好感。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至少在心理上，我在静子面前不再像以前那么畏手畏脚，不敢过于深入地探问情况。我也许是个过分谨慎的人，工作经常因为谨慎陷入僵局，这天分手前，我大胆又隐蔽地迈出了一大步，以“据说”的方式向静子表示：她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52dzs。】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
4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林婴婴给我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陈姨建议我带达达和山山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演出，我以有事搪塞推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干我们这行静心敛气是最重要的，最近事多，我心里经常乱乱的。也许是我多疑，我觉得革老最近对我爱理不理的，包括革灵，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我真担心他们对我和林婴婴的身份已经有所觉察。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陈姨带着两个孩子远去，腊月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陈姨一只手牵着达达，一只手牵着山山，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刚才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美国已经对日宣战，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帮手！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林婴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以前她来总是坐车的，汽车的引擎声会提前通报我她的到来，这一次一点汽车声音都没有，她像幽灵一样的到来，说明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我去窗前朝外面张望一番，看见一辆人力车正好在弄堂里往外跑去。我问她：“你坐人力车来的？”她说：“我司机回乡下去了。”说着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一个病人。我想会不会是有什么坏事把她吓成这样的，所以心里更加焦急，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
“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我想说，你还没结婚呢。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丈夫是我们的同志，因为工作需要才没有公开。隐瞒婚姻对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革灵不就是这样的嘛。
我问她：“他知道吗？”我是说她爱人。
她摇头，并且告诫我：“你别问我他是谁，我无法告诉你的。”这我也理解，也许此人就在我身边。
我又问她：“你能确定吗？”
她说：“我上午去医院检查了，没错的，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知道这不是个正常的喜讯，林婴婴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个人和组织，忠和孝。我不需要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作为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要让我们做出“舍一取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最最害怕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老A。”
“不知道。”
“大海呢？”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们不是都出去了，”她说，“现在可能在缅甸。”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事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做决定。她说：“不知道，也无法同他们联系。”我又问：“那现在这里谁在负责？”她说：“老D。”我说：“他打算怎么办？”她说：“我还没告诉他。你看呢？”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我还想说，包括你爱人，我想也是无权下决定的。确实，大敌当前，生儿育女是忙中添乱啊，按理是不许的。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我和林婴婴都无权召开红楼会议，只有老A或者代老A（大海）才有权召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大约是第五天，在保安局例行的舞会上，林婴婴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最近就会找机会去处理掉。是谁让她做出这决定的？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如果她要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可能又会有相反的愿望。这没办法的，有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答案，所以你给出任何答案都不会满意的。
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我话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