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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春节。
为了冲冲喜,杀杀旧年的霉头,这年春节,家里天天放鞭炮,舞狮子。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家里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一派洋洋喜气。父亲请来了两台戏班子,在天井和后院分别搭台唱戏,中午摆了八大桌,款宴八方宾客,像在太平盛世中,家有迎嫁之喜。
作为皇军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家门楼上平时都插着日本国旗,这天大清早,父亲张罗的第一件事是吩咐管家把那面“狗皮膏药旗”拆下来,代而替之的是两只大红灯笼。战争的阴影,亡国的辛酸,这一天似乎被父亲刻意张罗出来的欢喜掩盖了。但终归还是没有掩盖住,因为二哥把田原也叫来了。田原一来,发现他们的国旗没有在老地方飘扬,手向天上一指,问二哥:“这是怎么回事?”二哥有情有理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恳求道:“今天就算了嘛。”田原语气虽然不乏客气,态度却是坚定的,说:“还是挂了好。你不挂我就不能进去,进去了万一被宪兵发现,我不好交代。”
没法子,只好又挂上去。
这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给客人胸前佩戴红丝条,这是父亲专门交给我的活。田原看到他们的国旗重新飘扬起来,才接受我给他佩戴红丝条。看到那面脏兮兮的狗皮膏药旗又在迎风飘扬,与两旁的红灯笼,还有结扎的彩球彩线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我心里气得鼓鼓的,恨不得手上的别针就是一把尖刀,直插田原胸膛。
来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有父亲的故交新朋,有母亲的亲眷家属,有大哥二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罗总编——就是报社的罗叔叔,还有一位是二哥的狐朋狗友,上海滩上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是杜月笙的一个远房表侄,本姓李,但他经常自称杜公子。这两个人,将给我家制造两件事,一件直接引来我家的灭顶之灾,另一件则间接地让我幸运地躲过一劫。
罗叔叔和杜公子有点过节,恰好他俩是接踵而来的。先来的是杜公子,自由二哥接待,后到的罗叔叔是大哥接待的。太阳很大,罗总编戴一副墨镜,像个黑社会的老大,后面跟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夫人,样子有点儿做作。我注意到,杜公子看罗叔叔来了,轻蔑地哧一声,对二哥讥笑道:“你现在水深哦,连这个萝卜胡编也勾搭上了。”二哥说:“说什么,他是我爸的老朋友,还是我小弟的干爹呢。”杜公子说:“哦,你们还这么亲,这可是个老滑头,你看他娶的那个小女人,很年轻呢。”二哥说:“这有什么,人家老婆不是在北平给日本特务暗杀了,凭什么不能娶。”杜公子说:“凭他平常的言论,你看他编的报纸,办得跟共产党一样,全是假大空的高调子。”二哥说:“你啊,就因为上次人家报纸说你款捐少了,记仇呢。”两人不等罗叔叔走近,转身往里走。因为高宽的原因,我心里对可能是共产党的罗叔叔特别亲近,但罗叔叔并不知我们的关系:老关系不知道,新关系更不知道。罗叔叔心里只有小弟,见了我就问:“小马驹呢,我要跟他下棋。”
说的是围棋。
虽然小弟算命出名,但这不是他的正业,他的正业是围棋,三四岁起父亲就培养他,并且学有所成,十来岁时已经在上海城里找不到对手。我那时整天呆在家里,很苦闷,最后帮我走出困境的就是围棋,小弟每天陪我下棋、讲棋。棋道里藏着人道,事由因起,峰回路转,黑白世界里演绎的是人生起落沉浮。他在棋盘上让我看到了他的精彩,也让我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人在极度困境中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拯救,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只有“否极”了,才会对“泰”有切实的认识和要求。
小弟用围棋给我解困突围,是润物细无声,日积月累,对我其实有很大帮助。因为是润物细无声,是不知不觉的,我不知,我父母也不知。于是,他们也在寻求良策让我走出困境。但他们寻来的“良药”,用在我身上却成了“毒药”。就是这一天,我父母交给了罗叔叔一个任务:给我找一个对象!罗叔叔满口答应。
这天来的人中,还有两个人是要介绍一下的,一个叫吴丽丽,她是我二嫂的表姐,二嫂死后又认我母亲为干妈,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时军统上海站头目陈录公开包养的情人,二嫂死后她又跟我二哥偷偷相好上了,所以才认我母亲为干妈,这样可以经常来我家。我后来加人军统,靠的就是她这层关系,陈录。这是后话。
另一个人姓钱,是个银行老板,他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他儿子叫钱东东,是我在艺校的同学。就在春节前没几天,东东被一个鬼子当街打死,我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下大雪,钱东东在街上叫车,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却被一个临时赶来的中年人捷足先登。东东气愤不过,追上去骂了他一句:“操你妈的!”中年人立刻跳下车,怒目圆睁,用怪异的口音问东东:“你操谁?”东东看对方气势汹汹,加上听他说话,才发现是个鬼佬,所以没有顶撞他,只是申辩道:“这车是我喊的。”鬼佬并不跟他辩论,继续说:“你操我,知道怎么操嘛,我先操给你看。”说完一巴掌向东东打过来。东东挨了巴掌,没还手,算是让了,求和了。不料鬼佬还不解气,又朝他抡了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流出鼻血。我认识东东,他性子暴得很,在学校经常跟人打架,这时尽管他知道对方是个鬼佬,可他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如此挑衅,于是本能地回了手。两人当街对打起来。真打了,日本佬哪是东东的对手,没两下就被打倒在地。车夫见此情景,叫东东快跑。东东跑了,可是哪跑得过子弹,日本佬掏出手枪,朝东东开一枪,东东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因为东东的关系,钱叔叔来了后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的,他想来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便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他,正好听到——
钱叔叔说:“我儿子才二十一岁,他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冰冷的,“这句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在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喊他,东东,你怎么啦,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
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
钱叔叔说:“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
杜公子说:“那你怎么来找我?”
钱叔叔说:“我没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
杜公子明显生气了,说:“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从来不干的。”
钱叔叔说:“我知道。”
杜公子说:“既然知道怎么还来找我?”
钱叔叔说:“只有你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
杜公子说:“钱?你认为谁会为钱去卖命?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都来不及!老兄,我很同情你,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
谈话到此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匆匆走了。这事本来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谁想得到,后来竟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地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必死无疑。
3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材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掉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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