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一阵鼓掌。众人轮流看枪时，罗叔叔看看表，对高宽说：“到时间了，该回头了。”高宽说：“回吧。”罗叔叔对前面老G喊道：“老赵，掉头喽。”
于是，船头缓缓掉过来。
5
船往回开出几里，老G对我们喊道：“前面来了一艘船。”干爹叫二哥去对信号，二哥提着手电出去了。高宽来到我面前说：“点点，我要走了，你今天没事吧？”刚才阿牛哥跟干爹咬过一会耳语，想必是在告诉干爹，高宽和我是什么交情，这会儿他抢先说：“没事，她没事，我的干女儿，呆会儿你就送首长回去吧。”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老P心领神会地笑道：“组长同志，这是命令吗？”
罗叔叔说：“对，这是我以长江七组组长的身份下的命令。”
高宽对我说：“如果没事就跟我走吧，我会安全把你送回家的。”
罗叔叔说：“虽然没有神枪手保护你，但有首长的热心保护你，走吧，别犹豫了。”
是高宽期待和鼓励的目光给了我勇气，我脖子一挺，说：“谁犹豫了，把我想的跟个胆小鬼似的。”高宽适时对我打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再次感受到他的期待和鼓励，我便随他走出船舱。风吹乱了我的衣领，他从背后替我理了一下，手指轻轻碰到我的耳廓，我顿时有种眩晕的感觉。这个晚上，我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因为失重，我随时都会产生眩晕感。
两艘船靠拢，我和高宽及警卫跳上另一艘船。我们走进船舱，相对而坐。我一时陷入不安之中，低下头，不敢看他。高宽久久地看着我，轻声喊我：“点点，别低着头，抬头看看我。”我抬起头，看着他。他说：“这一年里你都好吗？”我又埋下头，流下泪。我该怎么说呢？这一年对我来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我仿佛生活在噩梦中，人世间所有的悲和苦，耻和辱，都经历了，而且由于无处诉说，它们一直沉积在我心中。此刻，我是说还是不说，对我又是个巨大的问号。最后，我选择了不说，我用不说的方式告诉他我的变化，我的苦难。
上岸后，高宽在上车之前，认真地问我：“你去哪里？”
我说：“回家。”
他说：“是富家子弟的家吗？”
我说：“你以为是真的吗？”
他说：“当初认为是真的，后来知道是假的。”
我突然哭了，高宽把我揽在怀里，扶我上车，带我回了他的家：在法租界犹太人集聚区的一栋小楼里，房东是个印度大胖子，高宽的房间在二楼。我们走进房间，高宽立刻打开抽屉的锁，取出一本笔记本让我看。我打开扉页，看到我的照片夹在塑料皮下。我怔怔看着，热泪滚滚地流下来。他看到我脖子上的红丝线，小心地拉出来，看到他送我的玉佩。我泪流满面地说：“我什么都丢了，就它一直陪着我。”他捧起我的脸，帮我拭去泪水，然后一口咬住我的唇……
这一刻，我选择了说，毫无保留地。我躺在高宽怀里，把积攒了一年的冤屈和思念都倒出来了。最后我说：“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弟，那么多亲人都离开了我，还有你，让我无法面对的你……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爱人，失去了一个女人爱自己心上人的权利，多少个夜晚我都想结束自己可怜又可悲的生命，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受刑，要不是参加了革命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他说：“亲爱的，真是让你受苦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在你最痛苦、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把我推开。”我说：“我没有脸再见你。”他说：“这你就错了，两个人相爱就是为了一起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你这样让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我没有陪你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时光，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地爱你，敌人夺走了你什么，我要加倍还给你。”我问：“高老师，你还爱我吗？”他笑了，“你该喊我首长。我早就不是老师了，以后你就叫我阿宽吧。”他把我的手按到他心上，说：“点点，你听，这颗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
我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是小马驹给我俩算命时说的话：你们虽然分手了，但心还在一起，他永远是你的白马王子，你永远是他的公主……我哭着，呼喊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仿佛他要被我的泪水冲走似的。我说：“阿宽，你真的会原谅我吗？你真的还爱我吗？”他紧紧地抱着我说：“当然爱啊，亲爱的点点，你别说傻话了。作为同志，我们随时要准备为对方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对你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你想一想，我们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我仍然恸哭不已，他依然紧紧抱着我，抚着我的头发说：“哭吧，尽情地哭吧，你有再多的泪水我都帮你盛着。点点，相信我，我爱你，比从前更加爱你，你如果愿意，我想马上就娶你，我要做你的爱人，每天每夜，白天和夜晚，都陪着你。”
清明节前一天，利用回家扫墓之际，我和高宽在老家祠堂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村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都应邀来吃我们的喜酒，场面非常热闹。阿牛哥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放了很多鞭炮，把拉磨的驴惊得发了疯，逃走了。老人们说，这是好兆头，说明我将来要生一个胖小子。乡下有种说法，鸡飞生女，狗跳生男，驴跟狗一样，都是四只脚的。这种话当然只能听听而已，不作数的。
回到上海，干爹代表组织又为我们摆了一桌喜宴，庆贺我们结婚。
席间，干爹问二哥：“老二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要请大家吃这顿酒吗？”二哥说：“我还没有喝醉，你不是说了嘛，点点是组织的人，你作为一组之长，是点点的再生之父，加上又是干爹，所以你是嫁女啊。”干爹说：“也对，也不对。同样是嫁女，你是嫁了小妹又得了妹夫，有送走的，也有迎来的，而且送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送一得二’，只有进账没有出账。可我这个再生之父啊，只有送，没有迎，亏大了。”除了知情者高宽在微笑之外，其他人听了都觉得纳闷。干爹继续说：“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点点要离开我们了。”
“去哪里？”二哥问。
“市委机关。”干爹说。
“真的？”二哥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干爹对我说：“首长在这里，我敢造谣吗？点点，千真万确，明天你就要去新岗位就职，今天这顿酒啊，既是干爹为庆贺你们新婚开的喜酒，也是我作为一组之长给你设的饯行酒。”我真的不知道，惊异地问高宽：“真的吗？”他对我微笑地点点头。干爹递给我介绍信说：“呶，是真是假，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我给你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你收好了，到了新岗位就要上交。祝贺你，双喜临门啊。”
既是双喜临门，一杯杯酒都针对我来，我又惭愧又惊喜，就是没有理由挡掉一杯杯酒，但我居然没有喝醉。这天晚上，我发现我是酒桌上的英雄，这也成为我后来去戴笠身边做卧底的一个条件，因为谁都知道，戴笠好色，也好酒。
6
“请问小姐找谁？”
“我从周庄来的，找我的娘舅。”
这是我到市委去报到，与守大门老汉接头的暗语。老头看我对答如流，即刻笑逐颜开，说：“噢，请进，请进。”当时上海市委在四川北路109号院内办公，这儿是一家生产床上用品的棉纺厂，进门有一条狭长的人行道，两边植有成行的行道树。已是清明过后，春暖人间，行道树正长出新绿。阳光迎面照来，被树枝和树叶剪碎。老头门卫领着我，踩着一路树叶的影子，曲里拐弯，最后走进一个破败、幽静的四合小院，这就是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
从这天起，我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时间。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几乎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都和我心爱的人——高宽——亲密无间地守在一起，一起紧张地工作，一起努力地学习，一起甜蜜地生活。
我们搬了家，就在厂区内，是变电房配套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门口有菜地，有鸡窝。我们住过去后，警卫员又给我们找来一只断尾土狗，一身黑毛，生性凶恶（据说断尾狗都凶恶）。市委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做高宽的助手，替他保管文件、电文，配合他工作，照顾他生活。因为办公地和住家很近，走路五六分钟，我有大量时间呆在家里，闲来无事，我就变着法子把家里布置成天堂。我亲自平整地面，还上漆，漆成红色，像铺了红地毯；墙面太脏了，我买来洋白纸，把四面墙都贴了，还请人画了芳草、青山，一线绿水从天花板往下流，流到我们的床前。总之，屋子虽小，却被我布置得温馨无比，所有来的人都发出连连惊叹。我还经常烧好吃的，请同志们来聚餐，每一个人吃了我做的菜，都夸我手艺好。其实我哪有什么手艺，我只是虚心、认真而已，见人就讨教，失手了就虚心总结、改进。
每天，我在鸡啼中起床，先学习日语半个小时，然后出门扫地，回屋烧早饭；吃了早饭，陪高宽一起去上班；中午，我提前半个小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察看鸡窝，看鸡有没有下蛋。下了蛋，我会奖励它们一把谷子、玉米；狗赶走了黄鼠狼，我会替它梳理毛发，请它吃猪棒子骨；菜地里长了虫，我戴上手套去抓虫；瓜熟蒂落了，我要收摘回家。每天，我把鸡屎、狗屎扫在一起，在菜地边挖一个潭，埋下；菜叶黄了，我会给地里施肥。我想不到，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我还能过上这样惬意的生活，我成了个幸福的家庭小主妇，乐于围着灶台、家具、菜地、鸡窝、狗食转。关键是，有人爱，爱人在身边，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感到甜蜜、充实。
只是，这样的生活太短暂了！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高宽冷不丁问我：“听说你跟陈录很熟悉？”我说：“以前是，现在反目成仇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二哥。”他问：“二哥怎么了？”我说：“说来话长。”他说：“说来听听。”我说：“你干吗关心这个，那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事，我才不想说。”高宽说：“必须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下一步的任务。”
我惊了一下，问他：“你要给我什么任务？”
高宽笑了，说：“这要根据你说的情况，到底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事。”
我默想片刻，说：“陈录以前有个相好，叫吴丽丽，我一直叫她丽丽姐。她曾是我二哥的女朋友，因为贪慕虚荣，在二哥去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陈录，当时陈录是南京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权势显赫。为了甩掉我二哥，丽丽姐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我二哥，自己则做了陈录的情人。陈原来答应要娶丽丽姐的，后来因为爆发战争，上海沦陷，陈转入地下军统工作，不便娶她了。丽丽姐当然不高兴，我二嫂去世后，便和我二哥又开始私下来往。我家被鬼子抄了后，二哥一直躲在丽丽姐家里。陈录知道二哥和丽丽姐的事后，公报私仇，把丽丽姐杀了，二哥侥幸逃掉。事情就是这样的。”
高宽听了点点头，说：“嗯，是够乌七八糟的。陈录这家伙是很毒辣的，现在他是戴笠的红人，下一步完全可能当上军统上海站站长。他对我们很不友好，经常对我们下黑手，我们想找个同志潜伏到他身边去，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想让我去？”
“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你希望我去吗？”
“不，我不希望你离开我。”
“但是别无选择，因为你没有别的人选？”
“你也不是最合适的，他跟你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只要你舍得我去，我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我不舍得。”
“但你没有别的法子。”
“我再想想吧。”
“别想了，就让我去吧，没人比我更适合的。”
“可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恨的是我二哥，不是我，而且他也知道事情发生前我已经从家里出走。所以，我要去找他，他应该会接受我的。”
“我舍不得你去，很危险的，我先找找其他人再说吧。日本鬼子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但国民党是我们的天敌，因为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了天敌。”
高宽站起来，走向窗边，他沉思的背影显得忧思忡忡。
尽管高宽很不想让我离开他，但找来的一个个人都没有我适合。要接近陈录，非我莫属。就这样，六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穿着漂亮的裙子，拎着一袋行李离开了我的鸡、我的狗、我的菜地、我心爱的人、我收拾得十分温馨的小屋，住进了一家小客栈。我行李里有武汉的纪念品、良民证、土特产、标有武汉风景胜地的照片等等。总之，我来自武汉，我离家出走后的日子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负责安排我和陈录“邂逅”的是郭阿姨老P和阎诗人。
7
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