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军功起家，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最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朝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自然是冲冲大怒，大骂左宗棠和胡雪岩想必也不在话下。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这个机会，终于被盛宣怀等到了。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当然是殚精竭虑，搜刮各方面的财源来支持恩主了。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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