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暗渡陈仓”与“定军山”——大北公司海旱事件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界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的利益。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国人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大北公司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都肯出力气。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像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他曾经有一篇奏折详细论及电报在军事中的作用，说理明白，文字浅显，兹转如下，“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