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函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写到这里，李宗仁先生已经老泪横流了。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又在大使馆的庭院里，焦急地度过了两天的时光。
七月十七日晚上，天气有些闷热。李宗仁很早便睡下了。半夜里，突然听见有人叩门。紧接着，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隔着门轻声地说：“李先生，请马上准备飞回祖国！”
李宗仁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当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当他和郭德洁来到客厅，早已收拾停当的程思远先生和大使馆里的有关同志，正在那里等待他们。
过了一会儿，抑制不住自己兴奋心情的大使同志，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他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从非洲访问归来现在都在上海。他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指示我亲自陪同你们今夜飞回祖国。”
李宗仁说了声：“那太好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即刻动身。
大使又请他坐了下来，笑着说：“为了避免重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悲剧，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十分秘密。现在，还要采取一点掩人耳目的措施。”
接着，按大使的安排，在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出发之前，使馆的两辆轿车严严地挡住纱帘，上面坐满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飞快的速度冲出了大门。然后，向左面驶去。早停在街角上的蒋介石特务机构的一辆蓝色小轿车立刻跟踪追去。等到那三辆互相追逐的轿车，消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之后，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和大使分乘的两辆轿车，才开出大门，向右拐，驶向卡拉奇国际机场。
为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保守秘密，大使馆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位，全部包了下来。因为头等舱与别的舱位是完全隔离开来的。所以，别的旅客可以照常登机。这样无形之中，又起到了掩护作用。
零点30分，波音707昂然起飞，早晨5点，从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
蒋介石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此时，千里之外，通宵未眠，一直守候在上海东湖宾馆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接到喜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一行的专机到达北京，受到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热烈而盛大的欢迎。李宗仁先生不禁热泪盈眶。
当他来到当年国共和谈南京方面的代表和起义将领面前时，更是百感交集。他为自己终于结束了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的徘徊，和旧部能殊途同归，感到庆幸。尤其是来到五十多年老友，当年携带着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商定的和平协议，从北平飞到南京，曾以至交和旧部的双重身份，力劝他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黄绍竑先生面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用无声的语言说尽了自己的悔恨……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欢迎李宗仁先生。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为开国以来第一个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国民党首脑举行的第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
历史留下了遗憾（7）
身穿银灰色制服，举止庄重的周总理举起酒杯。他深信这样的宴会，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这里应该是欢庆祖国统一大会的会场。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离我们不会太远了！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李宗仁一行。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1月5日中午，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铭记着程潜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所作的贡献，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国民党###，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爱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时，作为老国民党人，他在纪念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次，故人重逢，感慨万端。他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深情地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望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人们万万想不到深感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日益悬殊，惊叹“###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了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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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8）
1965年7月18日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响起了门铃声，他急忙开门，王济慈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济慈出来，由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再由小快艇将他们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人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位西装笔挺，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上舱门，进入实质性的交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方面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于是，曹聚仁便详细介绍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多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使曹和蒋介石见面商谈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这样也可以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致走漏消息，为外界所洞悉。
轮船秘密在海上行驶，终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即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起先并不急于和曹聚仁谈话，而是让他观赏秀丽的日月潭风景，尽兴游览。
到了第三天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蒋经国对曹聚仁说：“今后还要仰仗。”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了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