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宜霖杂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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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宜霖杂文选-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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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世界一切都不可惜。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聊天。孩子大了,姐姐重新开始有时间照顾自己。她比以前更漂亮了,甚至比未婚的时候还要漂亮。姐夫脾气不好,所有的人都劝她离婚,特别是姑妈。但是姐姐为了小孩,一直都在犹豫。

  “她是幼儿园里最淘气的,谁都管不住她。”姐姐说,“但是她特别聪明,连老师都说她聪明。——我真不希望她因为我们心灵上受到伤害。”

  “那等她长大,你也老了。”我说。

  姐姐不再说话。她知道我说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所以我也是来北京散散心。”姐姐说。

  我们开始谈论天气。姐姐说这里凉快,深圳都要热死了,我告诉她是她运气好,来之前北京还在下雨。雨后的城市清凉无比。

  妈妈还在上班,我带她回家看我爸,也就是她的舅舅。聊天的时候,老爸突然想起来,说钟鲲快过生日了,我笑,说你们不用操心了,到时候我自己过。

  晚上来不及做饭,我们就在外面吃饭。我让姐姐晚上和我睡一个床,像小时候一样。姐姐说,她已经预订了饭店,在长富宫,离我家很近。

  离我的生日还有一天,但已经有朋友早在一个月前就安排好了要给我过生日。其实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是不太喜欢那一天有很多人热闹的,倒不如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像十三岁那年自己去爬山。

  一个人走在山坡上,看着山涧的溪水一亮一闪地从眼睛里滑过。蓝的天空,绿的野,空谷长风。

  而现在,身陷在这片繁华的城市森林,那些灵###的东西早已离我远去。我已经身不由己。

  从十六岁来到这个城市,已经近十年。十年的光阴,不算长,也不算短,却仍然让我无法看清它灰色的天空,灰色的脸。

  
  吃饭的时候天色已晚。在饭店里,突然接到大学同学微微的电话,说刚才黄老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问我的手机号,我说是吗,我给过他呀,微微说他可能忘了,你赶紧打给他吧,我说好,挂上电话,立刻给老师打了过去。

  老师说,你现在哪里,我说我表姐从深圳来了,我们正在吃饭,老师说那你今天不来了吧?我心中顿时歉然,说对不起,下午本来我想去看您,可您在休息,所以没有去。老师略为失望地说,不是说五点半吗?我说正好今天我姐姐过来,飞机四点钟到,我去接她,所以就来不及了。我问老师说,明天您有时间吗?老师说,明天晚上我要去看我的戏。我顿时又惊又喜,说好啊,那我也去吧!老师说那好,戏是明天七点半开始,我六点一刻等你。

  第二天便去看望我的老师。这是师母因病去世后我第二次去看望他。师母是一个极其温婉贤淑的女人,在我不多的记忆中,她是中国传统女###美德的完美体现。师母生前是学校教务处的老师,和黄老师相濡以沫,恩爱多年。不管黄老师遭遇什么样的磨难,师母都始终如一的伴随着老师。黄老师中年得子,他在德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在那里出生,并且长大,是一个极其聪明极有天赋的孩子。但是回国以后上了小学,却总是被小学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嘲笑。比如他对班上的同学说,他会说德语和英语,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没有人相信他。语文老师一次让他们写命题作文:《升旗》,他在文中写道:“冉冉升起的红旗像一把火炬,点燃了整片天空的彩霞。”这样丰富想象力的句子,语文老师却认为他脑子有问题:红旗怎么能像火炬?给了他全班最低分。

  黄老师为自己的孩子遭受着这样扼杀天###和个###的应试教育痛心不已。但是他可以改变文艺理论,却改变不了儿子的语文老师。一个大学教授在家长会上也不得不被小学带班的班主任批评得头头是道。回到家里,儿子看着老师,老师看着儿子。谁也不说话。

  师母查出来病症的时候已经癌症晚期。而且已经扩散。她迅速地消瘦了下去,每天靠打一种价格昂贵到上千元的进口药品维持生命。老师为此负债累累,但仍然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妻一天天憔悴,一天天离自己而去。

  老师问师母,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念中学,师母说,不要,他太小,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边,还是你自己教育他。

  师母去世后不久,我们全班同学曾经想组织集体去看望老师,并给师母送葬,但老师在电话里拒绝了。老师说,他需要安静一段时间。

  一年以后,我终于得到老师的同意去见他,看到他这时仍不能摆脱对亡妻的怀念与悲痛。老师说,我在想,我一生当中究竟做过了什么事情,让命运这样地对我,让我在这个年纪,失去我的妻子。

  我坐在老师对面,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一脸。

  
  老师是我一生中最敬重与钦佩的人,这种感情甚至就像对抚育我长大的奶奶。去年,我的表伯,也就是奶奶的侄子从美国飞过来,我去机场接他。一个和奶奶一样睿智的老者。表伯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解放前到了台湾。他是我所见过的亲属中长得最像奶奶的人。表伯在提到奶奶的时候说,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虽然是个没念过书的乡下女人,但是非常能干。

  虽然奶奶是没念过书的乡下女人,没见过大场面,但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个睿智、聪慧、勤劳、善良并且坚韧的女人,是一个完美的中国女###。奶奶十六岁嫁给爷爷,二十多岁就离了婚,从此一个人生活,独自抚养我的姑妈,后来又一一带大我的表哥、表姐和我。表姐经常说,我们这一辈人其实受奶奶的影响最大,我们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功都和奶奶有关。所以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都对奶奶富有极深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超出了对我们的父母。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我是和奶奶在一起长大的。是奶奶教会我写第一个字,读第一本书。

  而对于父母,所有的只是上学以后的记忆。小学一年级,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奶奶身边到父母的身边。是奶奶告诉我,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妈妈。

  奶奶的离世,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如此深重地体会到情感的痛苦。

  如同师母对于我的老师。

  死亡,原来竟是这样地简单。

  生与死的界限,原来就只是那么的一点。

  
  生日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小时候喜欢过生日,只是因为知道这一天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可以放假。可以玩。像过年一样。后来明白这是我们的生日,为庆祝我们出生一年一度的纪念。而我从不曾想到,生,会与死有关。

  也许是死亡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我们从不曾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从亲人的离去中醒来。而一切,都是那么地不可捉摸,像看了一场别人的电影。在别人的故事里继续自己的情节。

  和奶奶的最后一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在奶奶病好以后,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好了,不会有事了,我们孙子辈的就一个个回家。姐姐回到深圳,表哥去海南,我回北京。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奶奶的。那时候我已经陪奶奶住了半个多月,每天和她睡一张床。晚上,奶奶醒了要喝水,我起来开灯给她倒水,奶奶一口一口地喝,歇了一会儿,她问:“你后天就要回去了?”

  我突然无法回答,只点了点头。

  奶奶把水杯递给我,我放到桌子上,拉住她的手。

  “不然我再陪你住几天吧。”我说。

  奶奶摇摇头:“你出来这么久了,单位该催你了。回去吧。”

  关上灯,我躺在一片黑暗深处,听见奶奶悠长的呼吸。

六月(2)
但在我临走前的一天,奶奶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慌乱和不安。她执意下床走到客厅,和我们坐在一起,听我们聊天。

  奶奶的耳朵不好,但是心智非常清楚。我和姑妈正在谈论着返程的车票,奶奶突然说出来一句:

  “你再住两天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永远都后悔当时没能留下来多住两天。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愿望与企求,然而我却没有留下来陪她,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

  姑妈说:“好不容易才托人订到的票,要一推迟怕又走不成了。”

  奶奶不再说话。我抱住她,说放心吧,以后我还会回来看您的。

  我走的时候,表嫂找了车来家门口接,送我去火车站。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行李,在一片混乱中在门口换了鞋要走。奶奶一个小时前就已经从房间里出来,和我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我说不出任何的话,只是抱住她,再抱住她。像小时候依偎在奶奶身边,看她织毛线,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然而现在我却要离开。并且不知道,这一次就是永别。

  车子已经在下边鸣笛,再不走赶火车就要晚了。我回身看看奶奶,奶奶戴着棉帽子,穿着棉袄,跻着拖鞋,拄着拐棍,看着我。

  我再次抱抱她,然后出门。

  上车以后,我抬头往楼上阳台看了一眼,却看见奶奶的头露在阳台外面。88岁的老人,像孩子一般的脸,戴着厚厚的棉帽,对我点点头再见。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那一个瞬间。

  写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

  
  当我对一个人怀着深切的感情的时候,我就会说不出话。也许是我对老师的崇敬无以表达,所以无论何时面对他,我都会孩子般不知所措地紧张。我总是紧张得要命,担心自己说错一句话,或者一个字,影响了老师对我的看法,实际上反而导致误会重重。除了我去世的奶奶,我最敬重的人就是老师。奶奶已经不在了,老师就成了我最珍重的人。我很少给老师打电话,甚至很少和老师说话,是因为我太紧张。老师在我的生命中太重要了,我太尊崇他,敬仰他,所以反而拉远了我们的距离。在一个你无比尊敬奉若神明的人面前,你只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

  在老师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又陷入了这种紧张。

  老师约我六点一刻去,其实我六点就到了,但是一直没敢进去。就在老师家楼外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十五分钟,等着手表上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指到六点一刻。

  六点一刻,我准时敲响了老师的家门。门开了,是黄老师。我进去,看见老师家的阿姨刚炒好一个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子。我一时间顿时又变得不知所措。

  “啊,您还没吃饭?”我说。其实我也没吃。

  老师说:“对。戏七点半开始,我们得赶快吃了过去。”

  我愣了一下,老师的话让我没法准确地判断出这个“我们”是包括我还是不包括我。我想了一圈,最后还是觉得谨慎一点,认为不包括自己的恰当。

  果然,老师紧接着就问:“你吃饭了吗?”

  我赶紧说:“哦,我吃过了。”

  实际上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在来以前我就想过,老师约我这个时间去他家,应该是想请我吃饭。

  阿姨回到厨房炒菜去了,屋子里一股菜香弥漫。我懊恼得要命,因为我的紧张,我又闹了一个误会。

  “这个戏叫什么名字?”我问老师。

  “《眉间尺》。”老师说。

  我一紧张,听成了“没坚持”,这么古怪的名字,我吓了一跳。

  “啊?这么前卫的名字?”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老师有点奇怪,看看我说:“前卫吗?”

  他这一问,我立刻又迟疑了。在老师面前我永远都那么不自信。我开始想到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是……叫什么名字?”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遍。

  “《眉间尺》。”老师一字一字地说,像教一个小学生。

  “啊!”我这才听清楚了。凭直觉立刻感到这会是一出好戏。

  “眉间尺啊,我听成没坚持了。”我笑说。

  聊了没几句,阿姨又端菜上桌了,眼看就要开饭了,我开始强烈地感到不安。

  于是我说:“要不老师您吃饭吧,我去剧场等您。”

  老师显然也被我弄晕了,因为我们的谈话显然还没有开始。

  他说:“哦,那好。”

  我很想和老师再聊一会儿,但是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因为吃饭的问题而莫名其妙地结束了。简直就是荒诞。

  我到门口换鞋,老师又问了我一句:

  “你吃饭了吗?”

  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其实没吃,也想在老师家吃饭,可我想起前面我说自己已经吃过了,所以我只好再次违心地回答:

  “吃了。”

  然后我说:“下次吧。”

  然后我心中沮丧无比。

  
  坐在剧场里等着戏的开演,我反复回想着刚才发生的荒诞哭笑不得。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得这样愚蠢。本来我是很想和老师一起吃饭,多聊一会儿,毕竟有一年多没见了,有很多话要说,偏偏就这样不尴不尬地退了场。这种微妙的东西如果分析下去,会变得很有意思。生活中无时不刻存在着的荒诞。

  坐在剧场,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看的戏:七点半才开演,但从六点半就开始陆陆续续来人占座,十分钟后,所有的座位已经全满了。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恐怕连最角落的位子都没有了。虽然是内部演出,可还是有很多外面的人闻讯而来,在我的前排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这个戏。那么闷热的夏天,在一个小剧场,居然所有的观众都硬生生地从六点四十坐等到七点半。

  还有十分钟开演的时候,小剧场里已经几近暴棚,人山人海。不仅座位已经挤满了人,就连所有非演出区的边边角角都站满了人。还有人爬到了楼上,蹲在音箱旁边。

  真是好久都没看过这么火暴的戏了。

  我跟旁边的人要了一份戏单,在里面找到了老师的名字。黄维若。当代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沧海》、《苍原》。我们班是他从德国回来后带的第一个班,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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