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 几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在当前，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都是他愿意支持的，何况是青年文学团体。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以及一些他认为无碍于他单独战斗的原则。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的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筹备会议公认鲁迅的盟主地位，曾经考虑在组织内部给予他以类似“委员长”“主席”的“头衔”以示尊重，他一概谢绝了。在有关发起人的名单问题上，他同这群未来的伙伴也存在着意见分岐。他提议应当加入两个人，即郁达夫和叶圣陶；前者被勉强接受了，而后者仍然遭到拒绝。对于这种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的作法，他是不满意的。至于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宣言拟订的纲领，大约鲁迅从总体上看出了由创造派保留下来的脱离现实和惟我独尊的倾向，也就不拟修正，只是看后缓缓说了一句话，算是表明态度：“反正这种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罢。” ＇返回目录＇
左联时期（2）
左联的成立大会于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常委七人：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进步团体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鲁迅的发言，在精神上是对纲领持批判态度的。令创造派成员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当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时候，这老头子仍然算旧账，说了类似“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的确，他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把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就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战士的培养，以及建立联合战线等，也都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在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写信致章廷谦，表白加入团体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两年后，还这样说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就是奴性；现代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也难以逃脱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尤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于上层，前有“现代派”，后有“新月派”，小则闹闹别扭，大则为虎作伥，更甚者则直接进入政府，充当权力人物。这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党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极权主义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观念是有冲突的，为此他曾以辞去大学院委员的职务相要挟，写信给司法院长提出抗议，并把信件发送通讯社，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人权”的文章，向“党治”提出挑战。但是，关于这段越轨的举动，胡适本人有自白说：“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便对党国怀着如此的忠诚，仍然遭到政府的惩罚。中央明令###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胡适。1930年2月，###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销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传媒纷纷揭载有关惩治胡适的各种议案和消息。 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鲁迅没有直接评议。他知道，在“人权案”问题上，决不能作出使压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须加以揭露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无情地嘲笑这群“刽子手和皂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鲁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评家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 这时候，鲁迅大体上放过了胡适，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实秋。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梁实秋一人。梁实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义”的宣传家，而且自告奋勇，以反对“普罗文###动”为己任。因此，当左翼文艺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长的时候，对梁实秋方面加以狙击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强调文学的对人的全面完整的体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主张译文的畅达等，不能说梁实秋的文章毫无可取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主旨在于否定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头一篇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文###动纯属于子虚乌有；后一篇不仅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借批评“晦涩”、“难懂”，而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翻译实践。 ＇返回目录＇
左联时期（3）
鲁迅作了一篇长文作答，把两个问题扭到一起，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实则强调反抗压迫的斗争的必要性，其中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梁实秋的种种讥笑“多数永远是愚蠢的”之类的贵族派头，特别为鲁迅所憎恶；他的反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一贯的平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可见他对人性并不加以抹杀。在他创作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哪怕漫画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不可以用“阶级性”作出全部的说明的。 此后，鲁迅还作过两文直接抨击梁实秋，就是《“好政府主义”》以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实秋一类人物，是为政府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因为是“走狗”，所以“驯良”；又因为驯良，所以“雅”。 从创造派到梁实秋，他们是从左到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曲解的。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所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特意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安排了两把虎皮交椅，让梁实秋和钱杏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并排而坐，“劳资”媲美。《我们要批评家》也是既说成仿吾和钱杏，也说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但批评前者更甚，指众多挂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7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题作《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为直接，更不留情面。其实，他所批评的人们，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盟友了，怎么可以无顾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呢？怎么总是纠缠历史的旧账呢？可见，他从来是看重思想和思想批判本身的。整个讲演是关于上海文坛从才子佳人到流氓才子的变迁史；只“一瞥”，就阅尽了六十年风光，无论怎样的变来变去，骨子里一仍其旧。其中，创造社是被当作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来加以批判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他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讲话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异的。” 为了回敬鲁迅的这篇讲演，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单是“发端”，就费去一万字。他还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一篇《“眼中钉”》。他把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说成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从而肯定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评为“轻薄”、“无聊”，也有人称之为“互争雄长的伟大的旧账”，还有人撰文说举发鲁迅的错误是正当的，把《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成为鲁迅的“小资产阶级性固定不变”的证据。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终于发展成为未来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时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时局不同，尚未出现权力的垄断而已。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定期出版画集，已出第一辑的五种，就有三种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木刻讲习会，亲自给青年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直接讲解。对于“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总是不忘给予热情的评介。在官方的压迫日渐加紧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大一点的发言空间，他积极投入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竖琴》、《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之外，还翻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