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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城市与身份认同——写在《城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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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被指控为伪装起来的道德相对主义者。除了非常稀薄的基本人权，我们似乎认为不管城市精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蒙特利尔人赞成限制操英语者的语言权利，那就太糟糕了。如果耶路撒冷人赞成限制无神论者的权利，他们应该收拾行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抱怨。如果一个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希望通过建设没结婚的年轻专业人士更喜欢的单人间小公寓来推销其“艺术之都”的形象，希望留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可能就需要限制生育。曲阜的地方官员计划把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打造成为“孔子文化特区”，儒家学者已经反对在曲阜建立比孔庙更高的基督教堂的计划。那些想建造这样一座教堂的基督徒再次需要到其他地方，因为儒家信徒不可能在梵蒂冈建造一座比圣彼得大教堂更高的孔庙。换句话说，我们的途径似乎为城市管理者打着城市精神的幌子而采取的高度具有争议性和歧视性的政策辩护。多数国家不敢推动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很可能马上被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允许城市这么做呢？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确实应该更加公平，不偏不倚。但是城市能够和应该被允许表达一种比国家更“浓厚的”生活方式，只要尊重基本的人权。而且，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也是市民期待其城市所做之事。有时候，城市比国家层面的政策更开放和宽容。比如在2012年德国最高法院判定幼年的割礼属于违法，因为它等同于“严重的身体伤害”。不用说，犹太人和穆斯林认为这个裁决很难实行。柏林市认为其对宽容的承诺和与过去和解的态度比法院裁决更重要，于是决定允许割礼。简而言之，城市在当今时代对人类幸福十分重要，它们提供了一种国家无法提供的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因此应该有更多的通融余地来推动表达城市身份的政策。
《城市的精神》的精装本序言最后说本书“只是一个开端”。通常，这种说法应该被视为虚情假意的谦虚而遭忽略。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也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话题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给“城市公民”赋予独特的精神和身份认同就能让城市帮助人们有力量面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