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升允家在西安满城，他是去草滩军田管理屯垦的。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
【陕甘大交兵】
东面来的兵，是袁世凯派来的河南赵倜五营毅军。孤军深入，运输线过长，一开始打不过陕军。后来增派第二镇王占元部分军队合攻，这才互有胜负，张钫率领的东路陕军，潼关三得三失，搞成相持状态，战火随着南北和谈的起伏打打停停，虽然艰苦，并不危险。和谈一旦成功，双方立即言和。
西面不同。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升允为陕西巡抚，再奏请起用停职的回族骁将马安良，召募回兵十四营。又将甘肃省陆军混成协改编成巡防营，凡军官可疑者，一律清除。攻陕之战，以升允统北路，军廿三营，由泾川东进；以陕甘提督张行志统南路，由陇南东进。
甘肃的风气闭塞，在辛亥各省中相当突出。清末立宪运动中三次国会大请愿中，根本没有甘肃的代表。甘肃谘议局局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都是翰林出身，谘议局虽然是立宪运动的产物，他们却与前陕甘总督升允同调，对立宪不感兴趣。武昌事变之后，他们倒很热衷于“迎銮”，一面不断通电反对共和，一面竭力东进，希望为皇上皇太后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更相似，会员穿号衣，红边黄堂，中间绣上“虎吃羊”三个黑字。黄龙会在民间散发的传单，有《讨满檄文》中“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这样的话，但更多的是天运气数、神兵鬼将，传统农民造反的腔调。如署名为“敕封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布告”的“皇告”：
〖中华地，千万里，圣王天下；尧舜禹，大汉朝，治平邦家。
谁意起，老洋人，辱侮华夏；任魔鬼，盗男精，取女血花。
恨满清，给洋人，作奴为下；又赔款，又割地，又叫爸爸。
是汉人，不怕你，本事多大；是满种，做高官，享尽荣华。
我起兵，杀洋人，杀学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
要恢复，我中国，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熟悉义和团揭帖的人，能一眼看出两者的相似度有多高，事实上，黄龙会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是否强调对洋人的保护，重视对满人的招抚，其实是判别辛亥不同地域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志。
李旺尚且如此，像土生土长的李占云之流，自称“活佛转生灵童”，“其母感神梦而孕育的真龙天子”，人称“尕皇帝”，就更与辛亥革命的目标南辕北辙。因之甘肃农民造反虽多，却不成气候。甘军东征陕西，无须担心后院起火。
陕甘两军，在长武、邠州、三水、乾州等地大打攻防战。说实话，两边的军纪都不好，这些地区被陕甘两军反复劫掠，苦不堪言。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三天后，东路陕军与清军协议停火。
一转眼就是除夕。守在醴泉的陕军听闻东路停战的消息，大为放松，全体官兵喜迎新年，吃酒，赌钱，通宵无备。不料正月初一拂晓，升允的甘军从西南城角攀援而上，陕军官兵还不曾相互拜年发个红包，醴泉便已易手。
南路甘军张行志，主攻凤翔，费时三月仍无法得手。相对平静的岐山，倒是不太见到战火。而且歧山守军，也与醴泉一样，以为清帝退位，和约已成，和平可期。
年刚刚过完，这日正好是县令李谦吉结婚，守城官兵全都聚集在县衙吃喜酒，城头上只留了十几廿名守军。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戏，正捉摸着过门三天无大小，是不是闹闹县太爷的洞房，枪声大作，岐山城中已遍布甘军。新郎县令立被诛杀，甘军盘踞八天，小小的岐山县城，死伤过千，被搜掠一空。
把时钟拨回到新年之前，清帝退位的那天，旧历十二月廿五日。驻在乾州的西路陕军统领张云山接到了黎元洪黎副总统来电，南北议和已成，即日停战。但是探报甘军升允那方面，调兵频繁，全无停战的迹象。
旁边有参谋说：会不会他们还不知道停战的消息？
啊？那得派个使者去告知他们。
就我去吧。
这位叫雷恒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营执事官。张云山看他胆气甚豪，就委他为奉命全权代表，出使清营。为他在乾州南门外置酒送行，各标营发炮三响，以壮行色。
雷恒炎次日到了升允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来电，就听升允下了令：
斩！
雷恒炎全明白了：这老小子知道议和停战的消息，却秘不向甘军宣布。他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声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将雷恒炎割耳、削鼻、挖心，尸首弃于枯井。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作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袁世凯方面也有了通电，袁大头当上民国总统，脸色一变，本来是攻陕的赵倜毅军，一声口令，就地变成了援陕的民国部队，摆出一副要来攻打甘肃的架势。马安良决定自行与陕军停战，就在乾州签了和约，回师甘肃。
只剩了升允这个“陕西巡抚”了。壬子年的正月里，陕西方面不断地跟升允联络，希望陕甘全面停火。宣统都退位了，你还在打什么打？这个满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则一直不愿和谈，似乎退位议和这些事与他无关，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大清就没有亡。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位“理学名儒”来劝升允休战。此时马安良已经回甘，张行志也准备开拔，升允疯狂的东征计划失败了。
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肃，但他仍然念念于迎驾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凉后，升允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两宫将来安置。这等要求迹近笑话，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等地流亡日本，成为宗社党的干将。自此一直参与各种复辟的活动，至死方休。他死后，宣统赐谥“文忠”，与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
绅士与会党
【“辛亥革命的一课”】
在九岁的小学生沈岳焕眼中，这些天明显跟往日不同：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这孩子一时走过仓库边看叔父磨刀，一时又走到书房去看爸爸擦枪。他不明白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却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发生。
第二天醒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家里人的脸色都白白的。一数，家中似乎少了人，几个叔叔全不见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沈岳焕上前问：
“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几千人！”
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动起义，迎来了长沙的光复日。革命在长沙取得成功之后，湖南境内各地相继宣告独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于地处一隅，顽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从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凤凰厅的城防军与光复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光复军由会党、新军、苗人组成，号称有一万多人。城防军主要是“道标”，即道台朱益濬率领的军队，额定是一千零六名，武装精锐。而近四千人的“镇标”，即镇台周瑞龙所辖军队，本来是由绅士（其中即有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出面，与光复军联络共同起义。但队中有一千六百余名精兵被湖南巡抚余诚格抽调去长沙与革命党作战，其余兵士也被扣留了武器。
凤凰厅苗变频仍，有清以来即为军事重镇，防御极严。光复军人数虽多，以弱攻强，自然讨不了好。尤其当他们被打败后，各乡苗土备，即苗人中的土官，又从后面袭击，拿下人头解城请赏，故而景况十分惨烈。
好在沈岳焕自小就看衙门杀人，不怕死人，于是由一位长身四叔带他去看人头，于是一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展现在九岁小孩眼前：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驾云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稀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把头割下。（《从文自传》）〗
听说人头共有四百一十个。沈岳焕听大人们低声闲谈，也不太懂，大约是城中绅士与城外攻城部队早就约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镇台两个衙门，当时却因城里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没有接应，误了大事。
沈岳焕当然不知道，没有谈妥的条件，主要为“是否保护商人”，光复军不敢保证纪律，城里的官兵不敢放他们进来，再加上光复军分为三支，相互之间联系失灵，终于溃败。史载此战光复军折损一百七十余人，那么其他的人头，显然是杀民充匪请赏的惯伎。
造反已经失败了，而杀戮刚刚开始。城防军将城内布置妥当之后，就派兵分头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捉来的人太多，有的既没剥衣服，也没用绳子绑上，赶到城外，居然就混进看热闹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数人从乡下被捉来，胡里胡涂还不知道究竟，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方觉得不妙，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赶上去一阵乱刀砍翻。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约杀掉一百个。延续了一个月，方才渐渐减少。天气寒冷，不怕尸首腐烂生疫，再说也来不及埋，又或许可以用以示众，河滩上总是躺着四五百的尸首。
沈岳焕日日上城头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看谁能数清河滩上死尸的数目。后来又增添了一种新花样，就是去天王庙看犯人掷筊。因为抓来的人太多，杀得本城绅士都开始心寒，不得不创了一种摇号制度，将犯人牵到天王庙神像前，掷竹筊，只有全阴双覆，才杀，一阴一阳或全阳，都开释。沈岳焕混在小孩中，“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些画面就这样留在沈岳焕脑海里。他对革命的印象，就是杀人，杀戮那几千个无辜的农民。
到得第二年年初，凤凰终于光复。虽然省城长沙早已宣布独立，却要等到凤凰光复电报来到，“大街小巷鸣锣宣传，人心大定”。
革命引发了如许的杀戮，但革命本身却算平和。镇守使、道尹、知县，只要肯离境就可保无事。除了沈岳焕的一个表哥，从苗乡回来，在全城开会时，打了县知事一个嘴巴，引得全场笑闹，弄得大会几乎开不下去，凤凰这座兵多于民的小城几乎没什么变化，“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衙门枪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焕的心中却死死地记住了那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血淋淋，红艳艳。后来他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一课”。1923年8月，沈岳焕来到北京，他向一位亲戚解释他为何要远离故乡：
“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
这个从小惯看杀人、从军六年的年轻人，带着脑海中无数颗人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