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第30部分

孙丹林带来的部队有在东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广东北伐十字军”的部队，队员都是青年学生。队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报》的记者仓谷箕藏，还有桥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镜心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

孙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轮“永田丸”，声称直航烟台。仓谷箕藏是日本黑龙会成员，他出面买通了大连的宪兵、警察与永田丸的船长，让武器弹药可以顺利运上船。船至中途，孙丹林拔出手枪，逼令船长改道开赴登州。

果然如孙丹林的计划，15日凌晨四时，五人敢死组冒险登陆，突袭水城。水营统领王步青还在睡梦中，已被俘虏。紧接着柳仲乘打开登州北门，民军大部队进城，满街加贴四言告示，登州光复。

按计划，紧接着就是攻打黄县，新任都督连承基亲自领队，徐镜心也同往。刚出登州，前哨来报：黄县知县听说登州失陷，已弃城而逃。连承基哈哈大笑：“我以东北健儿攻打清兵易如反掌，你们静听好音罢。”他是营口大商人，也是东北绿林巨擘，此次出资在旅顺购快枪700支，被众人推为山东都督。

掖县大商人邱丕振劝他：“清兵有个标统玉振，在日本士官学校与我同学，擅长炮术，素为良弼所倚重，我民军只有七百余支枪，请都督不要轻敌！”邱丕振与宋教仁在日本结为好友，此次毁家举义，还亲身参加了敢死队。但连承基根本不采纳他的话。

在黄县成立了新政府，连承基立即命民军向西进发。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马，迎头碰上了玉振！更没料到的是，玉振带的不是一标（营）人马，而是整整一个混成协（旅）！有大炮、机枪，而民军只有步枪、手枪与自制炸弹。连承基与徐镜心只好急退回黄县县城。

连承基急电南京陆军总长黄兴求助，南京电令驻在烟台的沪军司令刘基炎率军二千往援。1月24日沪军抵达，25日沪鲁两军联手出击，在北马痛击清军，黄县之围遂解。

接下来却是革命军内部一连串的龃龉。先是在北马作战时，沪军抓到了两个行人，怀疑是敌探，送到都督府羁押。连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败，心情郁闷之极，一听说“敌探”，审都未审，就将两个行人枪决，并公告示众。沪军返城后听说此事，刘基炎大发雷霆，说如此滥杀，简直是有意破坏北伐沪军的军誉。

连承基的“东北健儿”很多是大连的绿林好汉或浮浪子弟，军纪确是远比不上有正规训练的沪军，但刘基炎也有些借题发挥。只因黄县之围初解时，全城感戴，连承基曾放话说要将山东都督让给刘基炎。后来这事却不提了。刘基炎觉得连承基出尔反尔，不免怀恨。

两人越闹越僵，刘基炎索性让沪军撤回了登州。清军复攻黄县，在守城问题上连承基与徐镜心又发生了争吵，两人命令互相抵触，部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闹了两三天，许多士兵竟在守城时睡着了。清军乘夜登城，黄县陷落。

这一仗中，仓谷手下的桥本战死于黄县北门。又一个为中国的革命牺牲的日本人（还记得天津起义中被炸死的谷村吗？）。

黄县城破前，副成政长王叔鹤写了一封急电，通报全国，堪称泣血之作。电文中说，黄县自江日（1月21日）以来，“无日不在战争状态”。连承基说部队刚从大连来，兵少械单，于是在城内筹款两次——前面说了，黄县素称富庶，为救危难，筹集款项应该不在小数。这些钱交专人往大连购买枪械，不料超过一个月，“枪不至而人亦杳然”，最近才听说去的人逍遥大连，纵情烟花。这是城破的原因之一。

刘基炎率军来援，黄县父老感激涕零，供给备至。原以为同是革命军，理应同仇敌忾，谁料刘连二人，大生分歧，刘军竟就此班师。“以三军之司令，等群儿之抛惰，掷全城之生灵，睹二人之闲气！”王叔鹤走笔至此，其悲愤为何如？

更有第三桩可恨之事。蓝天蔚率领三艘军舰抵烟台，登州军政府电请支援。舰队回复说需要犒赏费三万元。海琛舰已经到了龙口湾，因为犒赏费一时凑不齐，舰队并不登陆。徐镜心曾乘舢板出海，希望能说明原由，因为风大无法靠近军舰，写了信想射上舰去，又被风吹到海里。等到六七天后，款项筹足，风平浪静，海琛舰已经悄然驶回烟台。

后来苦守黄县的军官张静斋遇见了蓝天蔚的参谋张明远，问他当初何以海琛舰如此小器？张明远说：“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成就最微，跟他的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王叔鹤的电文最后说，黄县被围已经三日，“飞电告急，而云霓无望”，他作为司民官，已经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准备，只是“殊不意我革命中人，其贪婪突梯，亦犹吾大夫崔子，一何可叹！”“犹吾大夫崔子”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崔杼弑齐君，齐大夫陈文子弃车乘而去，至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王叔鹤的意思：什么革命党，贪财任气，还不是跟满清官吏一个鸟样！

2月11日，黄县在困守廿二日后，终于全面陷落。连承基与徐镜心候援不至，被迫退走。打得红了眼睛的清军开始洗劫这座城市，而它最后的守护者王叔鹤，被绑在城西圩子门外一棵松树上，凌迟脔割、剖心剐胆而死，横尸街头数日。

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统发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烟台的沪军复又向黄县挺进，清军弃城而逃，临走前将俘虏的民军廿八名官兵，尽行处死。又过了几天，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派来了新的山东都督周自齐。烟台军政府撤销。围观的列强也各自散去。

清军进城时，王叔鹤避往“西悦来”丁家花园，被丁家一个小伙计看见了。王叔鹤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不要声张。晚上，小伙计回家，父亲发现他身上有大洋，逼问出实情，不敢隐瞒，报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隐瞒，报告了清军。

南北统一后，由一些革命党人出面，责成丁家出一笔钱，作为给王叔鹤的抚恤金。王家不要这笔钱，捐给了菜园泊学堂，盖了座小楼。这座小楼，到1950年代，还在。

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轻改？反驳者则说西历“进于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轩辕黄帝“以冬至为岁首”的原则云云。

私下的说法就多了。有说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坚持用洋历法；还有人怀疑，“黄帝纪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孙黄系竭力反对，会不会要跟光复会别苗头？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中国人一向讲名正言顺，历法并非小事。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启程，不过他的专车“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明天了。临时总统秘书任鸿隽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大总统就职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