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看到我以上的议论后发言：
一：中国东部、南部、东南亚、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区，连成一大片。黑陶伴随着湿地农业，彩陶伴随着旱地农业，这两种文化在石器时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既然想讨论海洋文化，建议侧重讨论黑陶文化圈。
二：你说过“太平洋尼格罗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现于河南的平原上”，他们是比黄色人种更早到抵达东亚的澳洲人种，他们相对现代后来的东亚人既不外来的，也没有迁移走，而是被吞没了，在周边民族的基因里还有较多遗存，比如日本、通古斯和藏族。
三：雅利安人东进的动力主要是，西欧还是大片原始森林。森林和沙漠一样不适合新石器农业，不可能大规模繁殖。西欧在铜器时代才逐渐发展，铁器时代才繁荣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付森林，不是用石斧，而是用火。太潮湿的地方，森林是烧不起来的，所以西亚、北非、中亚、印度和中国北方这些现在看起来有点干旱的地方，反而是最适宜新石器农业（水稻除外），中亚也可以。公元前2000年，适逢气温下降，中亚农业衰败，西欧雅利安人改良了马，从定居畜牧改为游牧生活方式，既有迁徙速度，又有战斗力，又能适应较贫瘠的草原环境，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替代了早期已经衰落了的定居半畜牧半农业印欧人。所以青铜器早期，整个中亚遍布雅利安游牧人，直到东方的蒙古人种也学会了游牧方式，雅利安人又找到地理条件更优越的殖民地——伊朗、印度和欧洲，才半推半就地把中亚北部让给了突厥人。雅利安的东进和突厥人的西进，隔绝了中国和西欧的联系，所以我们才会对汉语和英语相似之多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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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大致分期（1）
探究以往的历史，并把我的结论写下来与大家分享，不是我在向读者说出一个不可置疑的真理，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不是出于谦虚而出此言，而是这个世界实在奇妙，其变幻多端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事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我真的被这些新挖掘到的事实以及我自己的逻辑推论所惊呆，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欧洲人的谚语：事实远比现象更大胆。
在总结过去的人类历史，很可能分出几个阶段才容易理解，过于笼统就会发生许多误解，所以让我们还是做个“精细”的分层。
从我的角度，我愿意把人类起源到“非洲单一说”的“夏娃”之间划线。这条线大约在15万年前之前。由于牵涉到过于庞大的资料收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阶段的想象，置于一片美丽的“混沌”。
接下来的阶段到10万年前为止，这期间从非洲走出的人类覆盖了亚非欧，包括中国大陆。
第四纪冰川顶峰期的到来使人类被压迫至赤道附近发展，中国大陆人类化石基本上呈空白状态。这时期大约为10…4万年前。
然后的阶段是第四纪冰川顶峰期向溶解期过度，导致了大约4万年前到万年前人类的逐渐回流，其出发地就不仅仅是非洲一地。与先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超出了非洲，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区域（假如由于极地的移动，起码这个时期的“赤道”与今天的“赤道”还是比较接近的），不仅有非洲的赤道，还有太平洋小岛，以及美洲地区。这个时期的特别指出具有重大意义，它可能导致以下的一些情况凸现：由于回潮人口在赤道附近的突然积聚，使得交流加剧，在某些热带地区产生了相对发达的文明，在后来冰川溶化期这些发达的文明又从这些地区传播到他们的北方去。
也很可能这个冰川在地球上的来回伸缩带来的人群流动，无意中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从而使人类文明发生了质的转变，很快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但需要补充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特点（如海平面频繁升降）以及人类善于和水周旋的应对，这一时期达到过我们不能想象的文明融合，一旦冰转化为水，水不再为害，水成为利。这也就是至今我们从考古发现的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人类就具有诸多相似特点的解释吗？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人类在广大的地球上似乎突然之间不约而同地进入同一种状态，各个大的区域之间就新石器期间差别的时间只有千年。
从冰川融化顶峰期，一直到新石器时期，乃至“三代”之前，东亚一方面受到来自“西方”（中东与欧洲）的强大影响，构成了西北仰韶文化等底色；而东亚的沿海地区却受到来自他们南方的太平洋地区以及东南亚岛屿转来的文明强劲影响，他们可能发展形成了中国自渤海湾一直到山东半岛、杭州湾乃至台湾、流球、南海的文明。同时，这个太平洋文化直接东去，横向进入美洲，所以，整个太平洋东岸与西岸的许多文化看起来有许多的相似成分。
北部白令海峡确实是一个文明通道，但远非唯一的亚洲与美洲通道。一般认为美洲人是大约3万年前迁徙到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支持条件。也就是说，在第四纪冰川顶峰期之后才是亚洲人迁徙过去的阶段，它衔接了4万年前的中国化石空白期。当人类从赤道回归北方的时候，他们不仅来到了中国北方，并且他们沿北部残余的冰原到达美洲。当然，这只是第一批，后面还有许多批人穿过海峡或大洋来到过这个块原离文明核心的大陆。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忘记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存在着俄罗斯的广大土地，那里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土地，可能产生过一些文明团体，并且从考古上可以认为与仰韶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可能都有接触。难道没有人发现相当一部分的俄罗斯人真的与中国北方的许多人外貌非常接近吗？
在考虑人类的文明交流与群体迁徙时，不能犯“单纯化”的毛病，一旦过于单纯地总结问题就会陷于各种误区。实际上许多文化区域是混合的，只是偏于哪里的问题，并且越是时代靠近我们，交流与混合的幅度与深度就加快了。始终不要忘记文明本土化以及自创也没有停止过，只说交流外来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或许西北、西南和东方这三个大的方面最终构成了中国相应三个分区，并最后“混成”为汉语的背景：来自西北方的阿尔泰语，来自西南的藏缅语，来自东部南方的南岛语。这个认识依然不能“单纯化”，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侧重。另外，假如我认为中东对于中国有着深重的影响，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的语言影响是什么呢？这使问题复杂起来。我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后期的问题，是“三代”时期的问题，时间比较靠后，而且假如“三代”主要是上层统治者为外来者的话，他们是否最终会广泛影响和改变民众的语言习惯，这还是个问题。
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文明加速发展，地理的优势导致人口在中东地区汇聚，中东文明的强势从地图上显而易见。无论是人类起源于东非，还是最大的土地板块核心就在中东这亚非欧联系地带，太平洋地区即便有文明发展，长期下来必将不是中东的竞争对手，美洲那纤细的赤道带更不是文明发展的好选择。中东的幸运是地理决定的，它的文明排头兵地位也是地理优势决定的。这个落差积累到一定的时期后，中东必然要向四周扩展，这个必然到来的扩张时期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而中国的“三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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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大致分期（2）
从青铜器时代开始文明发生了质的改变，青铜这个当时的高科技成为征服其它文化最有利的武器。“三代”携带着青铜来到中国并不令人意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居住在东亚的人们很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审美偏好、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工具。
几个大致分期：
1， 人类起源到“夏娃”的15万年前
2， “夏娃”到10万年前非洲人扩散到东亚
3， 10…4万年前的化石空白期，曾经居住在大陆的人被迫南迁
4， 万年前从赤道附近逐渐回潮北方
5， 约9000年前…4000年前的以仰韶时期为主的新石器时期
6， 4000年前…3000年前“三代”核心时期
7， 秦汉之后封建国家兴起后的封闭时期
夏商周“三代”文明
中国文明主体应该说是从“三代”开始的，并且这个文明以汉字为标志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探索中国文明实际上首先就是要清理“三代”的根源。
当我们在考察“三代”文明时，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中国的部落成千上万，夏商周不过是其中较大的部落而已，他们或许还不能来代替整个中国。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来谈。
顾祖禹总结说：“传统的说法是当夏禹在（涂土 ）山召集各邦首领时，有万邦首领携玉和丝绸而至。至商汤受命于天来肩负重任时，尚有3000余国。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而检阅军队时，还有1800个诸侯。当周王朝开始将王都由镐京向东迁至洛阳时，还有1200个邦国。在从迁都至春秋末期的242年间，诸侯们进一步卷入了相互兼并之战，在春秋经传中仅见到100余国。其中在结盟和征战中记载清楚的是14个诸侯国：鲁、卫、齐、晋、宋、陈、郑、蔡、曹、许、秦、楚、吴、越。另外的113个诸侯国被大国们所征服，将其财产和武装交由大国们处置”。
因而张光直先生说：“尽管夏商周三代中有统治时间较长的时期，然而，三代可能至多是诸多国度中的某几个，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统治权而已。但是该三个政权在各自所进行的时期，其文明发展的水平可能高于所有别的国家。”
张先生还明确认为，夏商周的文化有统一性。我在《锁定两海》一书中甚至更进一步试图论证“三代”的同宗关系，比如对于“qi”这位祖先的探讨。
或许仅只是因为这个延续下来的家族特别注重“族谱”，所以我们只留意到同时期这仅有的“三代”，其它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发现之前我们就毫无留意，直到他们的青铜器竖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支文明。修族谱的习惯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三星堆人仅只是因为没有修族谱的习惯才被中国历史忘记了？
至今在中国境内哪个民族依然具有这个顽强的修族谱的习惯，是仅只“客家人”有此传统，还是其它的民族也有此传统？他们是相互学习的这个传统习惯还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东具有修族谱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其它民族吗？这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被一个喜欢修族谱的家族给夸张填充了。
在《锁定两海》一书里我怀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记录家谱的习惯，比如今天南方赣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记录到从1700年前河南颖川南迁的详细事实。当然，中国几个圣家族的族谱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的国家民族有此习好。犹太人的家谱能力倒是不用怀疑。中亚一些国家似乎也一样有类似传统。
由于缺乏文字，夏朝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来任何文献，所以有关夏朝可谈的很少，只有传说。而这些传说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估计要很久之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对夏继续说三道四。尽管中国人喜欢开口就说“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认同有“夏”这个朝代，他们遵从的是科学原则，我们中国人认同的是情感原则，甚至神话原则，或者干脆就因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连同一体的，所以言我中华必从夏始。当然，或许中国人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据说“华夏”就是从“夏”开始的。
关注商朝（1）
有较多可谈的是商朝。
商朝公认的发源地是山东，时间则是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说龙山文化逐渐向中原靠近，他们的都城一步步进入黄河中游。最终龙山文化与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两种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担者是夏朝。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许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种联合，这甚至让我们无法判断夏的来路，在东西之间摇摆。
商更明显地指向了东方海上，然而近年来对于商墓中玉器来自西域的鉴定又一次使我们怀疑商其实也很可能采用两条不同的水陆道路，并且迂回了东西两条路线。
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
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
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甚至这个变化之大让许多人诧异地疑问：他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读解：轮流坐庄制。
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后商”的突然变化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如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
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