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
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发生改变，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术圈内以为是中国的独特礼制，实际上类似习俗西方早有。在与此基本同期，欧洲远至爱尔兰，近至意大利，德国，尤其是古埃及，只要刻意寻找都有类似发现，只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尤其是隧礼在埃及这里明白无误出现，并且，隧道越长威望越高，其集大成者在“国王谷” ，时间也与中国基本同期。
在国王谷出现之前，古埃及皇室使用金字塔，他们与中国商周几乎同时改换为有漫长隧道的墓室。中国想必一直同样模仿使用了金字塔，不过质材与大小差别很大而已，夏前诸多传说是“台”。后商开始，隧礼出现，埋在地下，地面上的金字塔形状实质上在中国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据说到宋朝才改为圆形宝顶。中国从后商开始，可能结合了金字塔与隧礼，上有金字塔但却很小，下有隧礼但却短得可以考虑为下葬的通道。古埃及的隧道长度有时达上百米，中国皇室的一般则长十几米，偶尔我猜想这是不是不敢昝越的一种表示，所以后商人把长度加在侧面的几条隧道上，成为一种古埃及人并不使用的“十”字墓地。
后商的诸多变化让我怀疑，是商的统治集团被注入了新的成员才导致了突然的许多变化。我还是怀疑这个新成员或许与周有关。从文化传承上看，后商与周实在衔接太密切了。
商朝各种各样的鸟造型很盛。据说，在中东一带鹰是女性的象征，尤其是女性权威的象征。同时鹰也是王权的象征。由于在奢华的妇好墓中发现了多种鹰造型，我坚持认为，假如妇好不是一位女王那么她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王权身份，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王妃。假如以后的考古证明她是直接派到中国的某位西方皇家代表我也不会诧异。
有人认为商朝出现的饕餮纹与沿海比如良渚的器物之间有联系，最初我认为这太牵强附会，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我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且我认为他们的相同点是“眼睛崇拜”。良渚玉器中常见的一种是眼睛状物品，饕餮的重要特征也是眼睛而不是其它五官。我希望再把这个“牵强附会”的源头拉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那里去，他们有“眼睛崇拜”。当然，全球眼睛崇拜现象很普遍，只是那里更盛一些而已。比如埃及的“何露丝之眼”，中国夏朝与三星堆器物中出现的眼睛符号，都可以看作是共同的一种眼睛崇拜。
尽管商与沿海许多文化有牵连，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与西北仰韶文化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夏商与沿海似乎还并不成为绝对的同一体。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是联合结盟了，比如，黑陶、鼎、鬲等属于旧的沿海文明，但外来的“商人”却可以以青铜技术获得与他们结盟的权利。我们不能看到某些文明痕迹在一起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本来同源的，也可能是外来突然融入的。
关注商朝（2）
中国至今也没有发现青铜冶炼的探索期，应该是有人带他们进来，而进来的新人一定获得了利益，起码在黄河流域就是夏人和商人。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原来的早期土著他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利益。
在长江流域另外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青铜携带者，他们或许也有修建家谱的习惯，但是由于南方从来并非帝王所在之地，丛林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身影。北方却由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先帝王迹一再得到追寻而强化，所以只有夏商留在史册。
与青铜一样令人怀疑的高科技在中国的突然出现，还有马车的出现。后商非常明确有马车出现，比如在殷墟已经有车马坑出现，有人怀疑夏朝可能也有马车，不过还不肯定。或许我们可以怀疑马车随着青铜器一起进入中国。既然进来一种，何不同时一起进来呢。但这确实还是个疑问。
作为商代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影响巨大，他在此书345…346页说：“中国北部的文化发展序列现在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很长的文化序列开始于新石器早期的转变，最终导致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有文字文明能够的产生。应当肯定，这个序列还存在缺环，我们期待着将来的考古资料使这个序列得到充实，但现有的资料足以使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社会演变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中国是‘本地起源’这一基本共识”。
但我觉得这个“共识”来得太早了，正如张光直先生自己在“商与古代社会中的纯洁性”问题所提示的，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字的“缺环“就无法从本地内部予以圆满的解释，商文明何以存在于东南沿海也是个疑问，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比较与分析。张先生此书尽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可惜写于近30年前的1978年，距今又有大量的文物与考证出现，许多概念得到根本改变或推翻。
张先生提到的“序列”也是许多本地起源说者所看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序列象一条编织完美的麻绳，从外部看他们是“独立”的，并且是那样长，想多长就有多长。粗心的人你找不到接口，但是懂得编织麻绳原理的人都应该明白，麻绳不是由外表看起来那样长的麻纤维编织起来的，他们是一点一点续接起来的。麻绳的长度与组成的麻纤维的长度无关。“本地起源说”者注重的是麻绳的外观，而“西来说”者却意在指出看似完整的麻绳其实是由一条条新的短纤维遍织起来的。他们就角度上有根本的区别。
我认为在DNA技术应用之后，许多旧观念得到了颠覆，这是发生在近几年的新鲜事。假如我们承认人类主流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必须经由中东才能走出来。
看来张先生并不排斥中国接受了一定的外来影响，只是他认为没有达到我认为的程度。他说：“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排斥传播说，否认它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不过传播是不能如此轻易地排斥在外的。”他在同一页还说：“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其它各地的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这些文明的推动。之中接受的最好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中东。”
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他说 ：“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 ）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 ）、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
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概括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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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朝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
我更愿意把这个开端挪到“后商”。周继承了太多“后商”的文明，包括文字。
对于周的起源，张光直先生建议“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地区开始回顾”，在汾河下游和渭水流域“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文化”。我想说的是，这里与夏、商可能采取过近似的联姻或结盟手段。但我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它的“发源地”（实际上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定居地）比夏商更西，夏之初更多提及的是山西南部。有关这一点或许可以结合《锁定两海》中以及部分犹太人族群从西北进入中国陕西然后流落为部分臧缅人的事实，并且这条通道反向也成立，也就是说，从中东过来的某些群体可能从中国西南地区进入陕西。
说到周朝与商朝的之间过度有许多话题都已经在其它地方讨论过，但有一个却是始终没有提及的，那就是爵位制度。中国与西方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贵族制度，他们同样为五个级别！可能由于性质非常接近，也或许根本就是同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中西方贵族制度完全对应，这就是：公、侯、伯、子、男。这个制度中国有，欧洲也有。最初在两种语言文献中看到他们就让我惊讶不已。
据说中国的这个贵族序列从夏朝甚至先夏就有了，比较确切的商朝就有这个称呼，西周固定下来。《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在英语中他们表现为：公（Duke）、侯（Marquis）、伯（Earl 或Count）、子（Viscount）、男（Baron或Lord）。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差别，这就是“天子”在中国也占据了“一位”，并且最后的“子男同一位”，数量上竟然恰合一样“5”个。除这5个等级之外，中国与西方都还有另外的一些级别划分，但这5个爵位是单独比较常用一个体系。他们是同源关系还是一个巧合？
欧洲的封建制度公认与周很接近，我认为可以深入考察一下再下结论，根源可以从地中海沿岸以及红海考察起，重点或许可以放在希腊与意大利半岛那里，甚至延伸到小亚细亚。
假如我们把中国的“王”作为一种总督类型，也就是“皇”之下的一个级别，实际上中国的“天子”有可能相当于西方的“Duke”。这样也就好解释为什么秦嬴才“始皇”，之前中国的国家首领确实并非“皇”。在西方，皇帝之下的最高爵位确实就是“Duke”。那么实际上拿英语的爵位对照周朝的爵位可能就是：天子（Duke），公（Marquis），侯（Earl 或Count），伯（Viscount），子男或许为两个爵位合并了，所以是（Baron和Lord）。
在后世的许多作品里，由于夏商没有传下来许多文字，所以一切都由“周”这个会流利说话的族群说了算。因而有关周灭商的传说都是以德胜人，但实际上考古证明周人在生产力上也远远超过周围的文明：“张家坡出土的新材料足以证明，周在伐商之前，就已达到了比当地……的文化高得多的水平” 。很值得追究他们的根源来自哪里，他们是凭空就发达了还是有通往文明核心的神秘通道？商为什么没有抑制住他们？或者我们更需要问：商为什么更落后了呢？也许，这个问题依然要从交通工具上的革新发展来要答案，比如马匹的广泛使用是否对于这个改朝换代产生了作用，而其中的一个族群使用了他们另外一个族群没有使用他们，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别。
周替代商是一个内陆战胜海洋文化的例证，考虑到周已经在陕西附近发展了很长时间。尽管商周之间存在密切的姻亲关系，但集团利益压倒了一切。周之取代商很可能还有其它我们没有观察到的环境外因。
周人与商人文化上既统一又有区别的事例在卜辞方面得到展示。周人也占卜，并且记录于龟骨。“但在几个方面，其与殷人卜辞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们非常小：最大的字长8毫米，宽5毫米，不过最小的字仅长、宽各1毫米，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次，卜辞中的月相词语，清楚地表明，被用于占卜的宗教历法是太阴历，这些月相词语颇有特点，殷人的甲骨文中没有这项词语。再次，卜辞的内容，是关于发生在周王朝朝廷中的事件及祭祀活动。最后，其甲骨整治和钻凿形制与殷人的大不相同。”
这些特点显示出，周与商之间不仅在文化上分道扬镳了，而且各自大有戒心，比如字刻得那样小，恐怕就是不愿意让人轻易发现。一个直觉是，即便商周同宗，周朝统治者也发展了新成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连宗教历法都不同了呢？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1）
据说古代全球人都使用“太阴历”，周人就使用了“太阴历”。至今依然有几十个国家与地区使用“太阴历”，这就是###教国家，或许我们该说阿拉伯半岛的人们对于“太阴历”更执着一些。“太阴历”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农业的方便，它来源于“朔望月”的周期。
“朔望月”是个重要的天文概念，意思是：月球轨道中月球与太阳或地球处于同一直线的两点之一。“朔”在天文上是指月亮黄经和太阳黄经相同的时刻，黄经差等于0度，这时在地球上完全看不到月亮；“望”时黄经差是180度，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满月。连续两次“朔”或“望”之间的时间叫一个“朔望月”。“朔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