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朔”或“望”之间的时间叫一个“朔望月”。“朔望月”的长度并不是固定的，有时29天19小时多，有时仅为29天6小时多， 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并非统一的“阴历”，只周朝使用了“阴历”。据说对于商朝的历法使用情况专家意见比较混乱，认为使用了阴阳历，但阴阳历中也包含了“朔望月”的太阴历。夏朝的历法还并不十分清晰。无论如何古人的历法一定与“月相”或“朔望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朔望月”本身可能有着恒久统一的政治意义。
在远古，一种新的历法改革或启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某些民族会赋予历法以特殊有政治或历史意味的名称，比如###国家使用的“太阴历”实际上就被称作“迁徙历”（所谓“希吉来”），以纪念他们历史上的重要迁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历法改革的命名事件呢？非常碰巧的是，“夏商周”与朔望月之间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关联。
“朔望月”这个天文术语在英语里为“syzygy”，拉丁语为“szygia”，希腊语中为“suzugia”，几种外语之间变化很小，从读音与拼法上都能看出来十分古老。他们的音节如此明显，很有东亚的语言意味。很明显“朔望月”在汉语中是一种偏于意义的表达，假如说它来自一种外语，那么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意译”，而不是“音译”，这很明显。“syzygy”的另外一个词义是“联合”、“会合”。
要么是太巧合，要么我就这么简单地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姓氏来源，并且同时说明了他们的关系性质“联合”：
“Syzygy”三个音节的发音“sizidVi ”恰合中国的夏姓“姒”（si）、商姓“子”（zi）以及周姓“姬”（ji）！
并且，其先后顺序竟然与夏、商、周的先后顺序完全一致！
是夏商周为同时存在的一个结盟联合体，还是他们以此庆祝从不同道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胜利“会合”呢？还是，夏商周三代到达中国之后就签定了一个“轮流坐庄”协议，从而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各自400年的吃果果了呢？
如此排序也可能是其它的考虑，比如由于第一个王朝用了“朔望月”之第一个字“si”，商为了表示自己是夏的合法后续就采取了“zi”，周同样考虑问题就使用了“ji”。
当然也可能从一开始他们三家本来就具有“姒”、“子”、“姬”的姓氏，由于他们三个的特殊“联合”行为，所以到后来“syzygy”就具有了“联合”的意义。后来中国的这个概念通过某些途径传播到了欧洲去，并且这个词汇代表了一种“三代”共同使用的历法的一部分——有人可能觉得这很困难，似乎中国与欧洲交流不太可能，但后面的一些证据会告诉你，唯有如此才更合理，事实本身远比我们现象更大胆。
假如在“三代”错落并存的推理框架下应该这样解释（参考《锁定两海》之《“但”与“周”的关系》），由于但人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500年前，可以认为是他们来到中国才有了三姓的固定，而这个背景是三家可能制定了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协议。当时为商人当政，夏人未散，按照先来后到就赐以新姓给三族。做这个推理主要是想较为具体地推测出“三代”命名的时间。
为什么夏的“姒”还有“妯娌”及女性意味？夏只是取了“sy”音，至于单个字的意义是后来根据夏朝实际上为一女性领袖而特别赋予字型和意义的。他们有联合在一起时的意义，也有分开来之后的单独衍生的新的含义。其它两者同，有关“子”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单独解释，也是同样道理。
可能现在我们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朔望月”（syzygy）与“夏商周”之间的神秘联系，但终有一天总会有人来彻底解开这一秘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冰山一角，我这里的牵强附会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
商朝是阴阳历合用。这个信息对我们后面的某些分析是有好处的：地中海东北地区的人们使用阴历，而埃及却是太阳历的制定者，很可能红海流域都使用太阳历。这个历法现象是不是把商朝的统治者指向一种文明混合呢？假如商朝曾经是“轮流坐庄制”，那么天文历法的混合使用也就合理了。
“朔望月”由于是以月亮为核心的一种历法，所以这个历法之下很可能隐含着一种宗教：崇拜月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当时人们的崇拜，实际情况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长期崇尚万物有灵，所有的天体与动物、甚至看不见的物质，只要是人们可以想到的都被赋予神灵存在，只不过类似“月神”这样的会更重要而已。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2）
月神在阿拉伯地区长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能即与此有关，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教看作是这一古风的传承，大多数###教的装饰物都有一弯月亮。而犹太教则是一种太阳崇拜，基督教也同样。
有人可能诧异为什么某些地方月神崇拜比太阳崇拜更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古代月亮更容易被作为历法象征存在，而太阳似乎最初时期并不如月亮那样能够规律性地呈现出“月”的含义。我想人类可能有“月”的概念早于“年”，并且最初人们不一定能够把太阳与“年”的观念统一起来，还认识不到太阳的重要。在今天科学的天文知识之下我们才知道原来月亮不过是一颗地球的卫星，而地球也得围着太阳转。但是在蒙昧远古时代，日月或许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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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方式
占卜是三代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并且这个龟甲现象被往往夸张到“中国独有”而成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另外一个证据。
中国商周龟甲卜辞确实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商朝其它的占卜记录或方法却并不特殊。以肩胛骨占卜为例，至今也出现于欧洲许多地方，从与中国相连的俄罗斯到法国、甚至是英国的苏格兰高地，都有利用绵羊肩胛骨（spealbone）占卜的习俗。张光直先生也说：“烧灼动物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商朝）不久以前还在北半球新、旧大陆的广大地区流行过 。”说明这个占卜习惯是全球性的，并且非常古老。
商朝还有其他类别占卜。张光直先生说：“古代中国占卜有多种；藤野岩友列举了粟卜、蠡卜，鸡卜，虎卜，樗蒲卜，十二棋卜，竹卜，牛骨卜，灼骨卜，羊胛卜，镜卜，响卜等，而以龟甲及易卜为要。殷代占卜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龟卜和牛骨卜。陈梦家所说的，……以血（尤其犬、豕、羊家畜的血）为最具有巫术能力的。巫术之祭的用牲重其血。”这些占卜方式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东占卜方式重叠。
注意一下中国占卜的发展，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目前考古看也只有肩胛骨占卜，并无龟甲占卜；是商突然启用了龟甲占卜，他们还与羊甚至牛肩胛骨同时使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一种方式或许是一种很偶然的产生，比如某位商王的丈母娘使用了两次，而他们特别灵验，然后龟甲就流行开来。或许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加入了商朝统治阶层。
龟甲占卜比较明显有海洋特色。中国最早出现有龟甲的遗址在新石器初期的河南贾湖，龟甲中间有一些数目的石子，有人怀疑为占卜行为，但未确定。当时这些遗址就地理而言可能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后来渤海湾到东部都有龟甲的发现，但无卜辞，都说明龟甲与沿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商所倡导的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式不可能不影响到周人，因而最后周也继承了龟甲的占卜习惯。
我们可以认为，龟甲占卜属于中国的东部文明，与西部文明无关。这是东方的特殊。西方也有其特殊，中国本土暂时并无发现有继承，比如两河流域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对于动物肝脏的占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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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与外面的世界（1）
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形，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 ”
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属铜石并用期，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一般认为商文明直接来自龙山文化，其前为大汶口文化。
语言学家李葆嘉在《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中国语》一文中说：“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 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度尼西亚，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
这些语言学结论是否完全正确还难论证，起码“无风不起浪”。中国大陆与南岛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只是把起源方向调整一下可能就正确了。比如，实际上中国东部出现的部分人群是1万多年前第四纪冰川融化时从赤道回潮到中国大陆去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地区是互相交流的。比如在冰帽扩大期，中国大陆的人类被赶到回归线之内的赤道附近，然后在融化期他们又回到北方，发展之后部分人又扩展到赤道附近，这是有可能的。在证据稀少的情况下认定有文化联系就可以了，不要过早下结论谁是谁的祖先。
撇开来去先后的争论，对于联系性的存在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没有航海能力，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群岛进发（或者反向）都无法进行，所以，即便我们暂时没有发现考古方面的证据，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古代很久以前人类就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航海经验与能力。否则以上这些语言学上的结论就不存在。当然，我们或许对此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所有这些目前看起来隔绝的地方由于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全部都陆地相通了。
西方学者蒲立本（）所著《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也说：“台湾北部大岔坑的绳纹陶文化，依碳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2000年之间，张光直（1977：169）将其归类为龙山型，与大陆沿海文化关系甚近”。
如此多的考古证明了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比如核心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就很让人意外和警觉。在新石器时代如此广泛联系，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在河边洗手不小心掉进海里的鲁滨逊，必须承认古代人早就有主动航海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航行得很远。假如这个联系在6000年前，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陆地相接，假如在其后的时段则应该考虑一些航海工具的发展。
假如到杭州湾的河姆渡考古遗址就会看到一把距今7000～6500年、残长62cm、柄宽、桨叶长、厚2cm的木桨。有桨一定有船！
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肯定有独木舟存在。专家估计，独木舟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10000…8000年前。
商朝的海洋特色非常鲜明，这一点已经无庸质疑，并且就人种方面许多人提到他们与太平洋人群的联系。但是传统在描绘“三代”图景时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我倒不觉得这是某些学者故意，但事实是，这个欠缺直接导致了一个疑问的提出。商人发源于海边（山东），假如在海边沿岸找不到文明的根源，例如龙山文化的光亮黑陶以及青铜器的冶炼起源等在那里找不到起源，那么势必要继续向海外寻找。但由于商的海洋特性被掩盖了，所以它的海洋根源也被掩盖了。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商人的海洋性给提出来，并且适当解释他们的起源与外部的联系。
这样一个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山东曾经出土有大量的欧罗巴人种，并且这一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现象直到公元5世纪还很明显，唐以后才趋向蒙古人种。在这一地区的汉墓中画像中看很清晰地看到，2000年前一群骑马的大鼻子奋力抵抗着蒙古人种。奇怪的是那些蒙古人种却划着船！假如不是我亲自看到这些画面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是汉墓作品我可能会认为这是近几百年内欧洲人的侵入。看来在我们失去记忆的远古，确实有大批欧罗巴人来到过山东。从画面上还不好判断两个不同的人种谁是原本的居民谁是入侵者，不过乘船人为渔民这一事实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个问题可能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鉴别了，不能简单地认为欧罗巴为原住民，蒙古人种的渔民就是后来者。
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在新石器早期就有人居住，而且有独具特色的依然还不知道根源的一些文明，但他们首先皆总体属于海洋文明。到商朝这个海洋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并且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曾经有过的最为开放的时期，因为航海技术的积累到此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东周使这个开放的大好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质朴的原始时代结束了，甚至连过去那种足以维持中西方交流的政治秩序也破灭了，春秋战国来临了。
航海与外面的世界（2）
我认为西方与东亚之间最频繁有效的交流实际上集中在“后商”与“西周”时代大约500年内。这个时期长期沟通两地的人们我猜想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海上民族以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