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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以心写史最牛新锐 叫板当年明月 电子书制作：李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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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还得当回事儿
弘治三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冲刺高考，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别人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哲教材，他就读原版的《资本论》。
王守仁同学将理学名著《近思录》来来回回翻了N遍，望眼欲穿，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一草一木之中，同学们，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堆竹子，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俩人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圣人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会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当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研究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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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天不是随随便便就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制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妖魔化”三个字，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教育部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和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与杰斐逊。渐渐地，我发现问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有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动乱，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哪一个更好？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民主。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朝前期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的形式，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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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1）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
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牛人——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唐伯虎被富二代徐经给坑了，而王守仁运气不好跟唐伯虎同科应考，被他连累，成绩作废。
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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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一堆人狂喷，直接被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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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2）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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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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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以日以年，上下求索
官场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