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振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小薛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小薛也不还礼。
是个男人都该怒了，何况一个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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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终于被诬蔑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小薛当年做南安提学（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小薛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回以往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小薛从不这么想。人家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考察小薛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之前他在做典史（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换了别人，美女今天不献把身肯定是说不过去了。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
美色当前，小曹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下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反复复几十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小曹最终还是坐怀不乱，克制了情欲，成为一名当代柳下惠，真不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邱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邱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大的污点。但各种史书中却记载了他很多不好的遗闻琐事。《明史》中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邱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邱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邱濬仍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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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伯牙和钟子期
明朝中期这种情况就蔚然成风，口诵仁义道德而行杨朱利己之实的人渣败类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帮人往往还瞒天过海，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一时间效尤者众，纪纲颓坠，士风败坏。
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就在大伙被恶心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此人手举一本《象山全集》，斜刺里杀将出来，向大家推荐已经被忽视了很久的陆九渊。这个人就是陈白沙。
陈白沙早年从学吴与弼，学了半年觉得没什么新意就走了，自个儿回家闭门读书。读累了就自己动手修了个春阳台，天天坐在里面思考问题，足不出户好几年。
陈白沙最初也和大多数乖孩子一样，遵从朱圣人的教诲，到处格物，结果一无所得，总是觉得心与理不能融会贯通，便逐渐转变到从心中自求的方向上来，最后得出“道也者，自我得之”的感悟。
陈白沙是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可谓心学运动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确立了自己的心学立场。
仔细梳理一下心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陆九渊最早把人的主观精神“心”作为本源，用以反对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理学，革除士人只重诵读古书而忽视主观精神修炼的流弊。
他以“辨志”“求放心”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称为“霹雳手段”：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把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脱出来，用本心决定方向、做出判断。正所谓“先立乎大者”，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学会了怎么做人才可能无往而不利。
然后是陈白沙。小陈的确是明朝第一个转弯的人，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弯，直接转到道家、佛家那儿去了。事实上陈白沙思想的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潮流、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的士人思想可以于谦之死为分界线，于谦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一种信仰的崩塌和对朱熹那套理论的怀疑，伴随着这种绝望，陈白沙的思想应运而生。
由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明儒者树立成圣的理想，寻找成圣的方法，至陈白沙始明，至王阳明始大”，后世便将陈白沙归为心学一脉。
其实，他更倾向于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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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沙很少发表学术论文，常常借诗明志。他的诗只有一种题材——山水田园诗；他的诗最喜欢赞美一个人——陶渊明；他的诗都有同一个主题——反映官场是桎梏人的牢笼，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过于风格化，以至他的学生湛若水都深受其影响，乃至小湛参加完会试后，考官杨廷和拿着他的卷子笑着对其他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白沙。小湛原本不想参加科举，因母命难违，才入了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王阳明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被授予兵部武选司主事，结识了湛若水。两人一见如故，大相契悦，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王阳明、湛若水往来于兵部和翰林院，相互讨论，出入孔孟，游弋佛老，沉醉于精神盛宴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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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政治风波，光荣下狱
官不聊生的日子到来了
正德十三年，恶搞皇帝朱厚照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谕旨，要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朱寿是谁？拽到可以让史上最自大最不理朝政最非主流最脑残的明武宗朱厚照这么重视？！
朱厚照抢过主持人的话筒：你爷爷的，我就是朱寿！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话说明孝宗朱祐樘大好人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好不容易博了个“弘治中兴”，结果因为忽视了对娃的教育，导致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弘治前。
朱祐樘快挂的时候，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自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尔等费心！”
就这样还不放心，他专门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明君。”
烛台上的火光飘忽不定，随风摇摆，终于化作一缕轻烟，渐渐散去。老实人朱祐樘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还留下了一个祸根。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的史书问题多，争议多，但所有的正史、秘史、稗官野史都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给予了明武宗一个明确的评价——昏庸至极。（朱厚照：你爷爷的，那是他们跟我的价值观不同。）
朱厚照到底有多昏庸？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师傅就会马上怒斥一句：“你想学朱厚照吗？”于是，这些小皇子，小贝勒，小格格们私下里玩游戏时，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
贝勒甲：靠，你丫二不二啊，你朱厚照啊！
贝勒乙：草，你丫才朱厚照呢，你爸朱厚照，你妈朱厚照，你全家都朱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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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朱厚照也是冤大头。李东阳就曾说：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
其实，这个说法已经很保守了，现实情况往往更遭，老百姓和皇帝之间起码隔着七八道关卡，是个人都会不指望信息在经过这么多层传递后仍不失真。
由于每道关卡都是一道选择题，加工哪个，隐瞒哪个，说多说少，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也是各级官吏必须拿捏好的头等大事。
因此，在权力方面，皇帝无与伦比，但在信息的封锁和扭曲方面，文官集团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负责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的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不能免俗，要么被收买，要么等着被踢出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场上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皇帝很着急，后果很无奈。
朱元璋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不可能对官员的每一起违纪行为都了如指掌。因此，他遍插特务，机关算尽，就是为了监督百官，肃贪反贪。然而，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似乎永无止境，贪官污吏就像野草一般顽强，赶不尽、杀不绝，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被逼无奈的朱元璋甚至用发动群众运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保证吏治清廉。可惜他忘了一点，所谓的官和民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转化：考中进士是官，脱了官服就是民，骨子里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改变。贪官即刁民。
事实也是如此。很快，原本信心十足的朱元璋就开始抱怨一些刁民利用他赋予的权力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和他们监督的对象同流合污，不仅没有达到全民反腐的初衷，反而让社会更加动荡，只好紧急叫停。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宁可信春哥也不再相信文官（早就绝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嘉靖和万历。崇祯本来还挺信，结果被骗得惨不忍睹。就在他吊死煤山前几个月，内阁首辅周延儒还把一场压根就不存在的战役吹成大捷，捞到一笔奖赏。而且据他所编，战役是在距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打响的，就在皇帝眼皮底下，这不是把崇祯当白痴吗？
因此，一上台就雷厉风行除掉魏忠贤的崇祯到了执政后期悲哀地发现自己竟不得不重新起用宦官，否则智商都会遭到侮辱。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明朝出产了那么多怙恃弄权的太监了——除了相信朝夕相处的太监，皇帝别无选择。
于是，刘瑾出现了。
刘瑾很贪、很黑、很坏，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极品，太监里的败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毋庸赘言。
但问题是，他究竟贪污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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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学大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记载，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255亿元。
不用惊讶，也不用怀疑，赵翼向来以挑刺为乐，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旨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由于下刀很重，旁人抢救时，周钥已口不能言，在纸上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一命呜呼。
给事中监察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品级虽低，却握有实权，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周给事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金饭碗，寻死作甚？
原来，刘瑾当权，贪婪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归来，他都要索取一笔不菲的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送他白银千两以应付刘瑾，谁知临走时却变了卦。周钥彷徨无计，只好自杀。
一千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万元人民币，乍听之下好像很离谱——至于吗？
至于。因为有前车之鉴。
之前另一个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出京盘查钱粮，回来刘瑾索贿，嫌他二人给得少了，就找了个借口，用东厂的新发明惩罚他们——戴着150斤的枷示众。要不是那几日阴雨连绵，这俩人必定中暑身亡。事实上，能从东厂的这项科技创新中逃生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死得很惨，还不如像周钥那样自我了断，选个惬意点的死法。
当然，刘瑾想做大做强，靠自己单干是不行的，必须招兵买马，组织阉党。
很快就有人主动投诚。都察院右都御史刘宇带着上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人民币），敲开了刘瑾的家门。
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过万的红包，他惊喜交加道：“刘先生何厚我？”意思很明白：想要啥直说吧。
刘宇后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官至兵部尚书。在任期间，所获颇丰，以至于当他再次高升，成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官的贿赂不如武官大方，竟怏怏不乐道：“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宇也就是条指哪打哪的狗，真正给刘瑾当狗头军师的是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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