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式办公自然愈加合法盛行。
这时的王闰之看得特开，对于丈夫经常给歌妓题诗，她也没认为有什么不应该，王闰之知道丈夫不会迷恋哪些“野伎”，随场应景做戏，那又何妨？
所以，当她听说苏东坡与一个名叫琴操的歌妓交往甚为频繁时，也没有大惊小怪，而是采取了正确的沉默，结果还是知夫莫若妻：虽然琴操聪慧非凡，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还是没能让苏东坡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反倒与苏东坡成了文学上的知己。
这对琴操也说不上是什么好事，就因为苏东坡经常把白居易所写歌妓末路凄凉的诗句念给琴操听，琴操竟然被不是和尚的东坡度化而皈依佛门，狠心终生为尼了！实在难判断：佛门与娼门哪个门能让女子快乐？
王闰之甚至对丈夫接触其他女人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王朝云这个后来的继任妻子能得以来到苏家，就是王闰之以妻子身份替丈夫买来做侍女，进而升级侍妾的，她曾公开声称：“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这里的“春月”便别有意味。
反过来苏东坡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对妻子隐瞒的了，苏东坡对于自己这“不检点”爱好也留诗句为证：“惯眠处士运庵里，倦卧佳人锦瑟旁”，甚至对东坡的好酒，王闰之也给予主动配合：后来密州任上时，因为朝廷又公布的一个税赋新法，东坡心情不乐，偏孩子还要来牵衣哭闹，东坡不由发火骂孩子痴傻。王闰之这样劝丈夫：“你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饮点酒呢？”。
斟满的酒杯放在他面前，令东坡十分感愧，后来曾写诗说自己的妻子比好酒诗人刘伶的妻子要贤德，因为据载：刘伶的妻子是不许丈夫喝酒的。
苏夫人本身也是个进士的女儿，自己也能读会写，但是她只乐于下厨动手为东坡做家乡川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
对于这个诗人丈夫文学上的成就，王闰之没那么当作宝贝，以至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闰之竟然怨恨起了这些给丈夫带来灾祸的诗文手稿，索性一火焚之，致使东坡诗稿被烧掉十之八九，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实际上东坡也没有辜负妻子的新任，据宋人袁文《瓮牖闲评》说：“坡倅（当副手于）杭日，与刘贡父兄弟（刘敝、刘攽）游西湖，忽有一女子驾小舟而来。自叙景慕公名，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愿献一曲。坡乃为赋《江神子》词” 。
竟有女子主动慕名献身！而东坡却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仅赠词一首便打发走了，可见东坡实乃风流而不色，重情而不淫。
苏东坡对王闰之评价也相当到位，曾专作《蝶恋花》夸赞妻子：“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便是称赞王闰之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
后来王闰之去世之刻，东坡“泪尽目干”，亲自撰写祭文，向妻子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并将王闰之的灵柩留在京西寺院里停放了十多年，东坡去世，弟弟苏辙终将两人合葬，实践了东坡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承诺。
东坡通判杭州，也并非整日诗酒游玩，不理政务，事实上还是比较敬业的，只不过此时的通判主要业务是杭州接待处处长兼杭州法院法官的工作，而苏东坡竟能办公不忘游玩，别出心裁地把法庭设在了美丽的西湖岸边。
二十七、湖边判案情重法
总的说来，苏东坡通判杭州期间公务不甚繁忙，除不时因公外出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干着杭州市政接待处长的活路。
这也难怪，杭州胜景名冠华夏，京师中大员谁不想公费到杭州来趟？找个理由容易的很：开个会议、考察、学习什么的，而苏东坡恰又才名动京师，这些大人物来到杭州之后，自然要来主动拜访这“前科状元”，苏东坡是逃不过出面接待的。
像现代的一些“专业酒陪”官员一样，这其实不是什么易干的活路，对身体影响极大，那著名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得以在一些政要人群中流行，繁多的酒宴功不可没！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有段时期肚腹翩翩，估计就是干这工作落下的“职业体形”。至于后来有记载东坡五缕胡须，面目清瘦，那是后来的事，不掌权了，这些“艰苦工作”自然也就没人派给了。［517z小说网·。517z。］
其实杭州通判时的苏东坡对成天淹在这种迎来送往的业务中也是深痛恶绝，曾称呼自己这判官职业为“酒食地狱”（《萍州可谈》载）。
此段时间，东坡做过开挖溏镇运河的督监、赈济灾民的官方代表、检查劳改犯的巡视，但主要业务还是法官，因此也就少不了坐堂问案，挥毫判词。
前文说过，苏东坡审案下判，习惯把办公桌直接搬到西湖边上，这个是有记载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里边曾经说“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办”。
西湖边的小雨伴着东坡落笔如雨，湖面上浩渺的烟气淹不过案中的迷雾，东坡办公，公私兼顾，上班不误赏美景，的确令人慕煞！
苏东坡判案经常把法理和人情结合到一起来办，有时竟是人情重于法理。据宋代史料笔记《春渚纪闻》记载：有两个人把官司打到了东坡的湖边法庭，是件有关民间借贷的民事诉讼：被告是个经营扇子业务的小本生意人，原告是一个富有的绸缎商。原告诉被告向其借了大概价值两万铜钱的绸缎，用来制做扇子，现已逾期没有偿还，绸缎商请求法庭主持公道，予与追索。
东坡听完被告答辩，知道借贷事实属实，但被告并无赖账不还的主观故意：这做扇子的被告父亲去世，做丧事费去了一大笔钱；又因丧事错过了扇子的销售旺季，恰赶上这年夏天雨水超常多于往年，造成解凉的扇子滞销，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因素造成了确实无力如期偿还。
苏东坡提笔下判不由犹豫：欠债还钱，合理合法，绸缎商起诉并无不当；但被告确属情有可悯，如判令强制归还，这小扇子商人必将被逼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虽富，私人资产也是辛苦所得呀，同样需要继续经营与生活。
判被告当堂还钱，于情不忍，于心不愿；不判立即偿还，于法不容，于理不通。
犹豫再三，东坡举笔难落，思来想去，东坡情法两难。
看着笔尖上的滴墨欲坠，东坡突然灵光闪现，当即令被告速取物证扇子二十把到庭，扇子小贩不明所以，只得依从法庭调查之要求，回家取来如数凉扇，交到了湖边的法庭。
主审法官苏东坡好似欲将判词书于扇面之上，二话没说拿起判笔在扇上狂书一气，不多时墨迹遍凉扇，随即吩咐被告收回证物，并嘱咐：“马上出庭变卖，每把索价不要低于一千钱，这些凉扇处理所得应该在两万上下，还了原告，本案就此结案。”
扇子商贩疑虑的接过被法官涂抹的扇子，举目一看：扇面上被画上了一些石头、枯树、竹子、兰花之类，心想：每把扇子价不过两文，怎会有傻冒出资千钱来购买现在已经用不着的凉扇？就算杭州人今天全都疯狂变傻瓜，二十把扇子每把就是卖上一百钱，也凑不上那两万钱巨资呀！
但是法官的话还是要听的，小贩怀着被无奈作弄的心情走出虚拟的法庭边界，谁知周围早就围观旁听了无数看热闹的闲人，对苏东坡的举止言语早就听罢兴奋，看过欲狂，一见小贩湖边出货，便一拥而上，开始了抢购飓风！
这是官方定价，不容打折或提价，所幸大家还知道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自觉排起了长队，每人一把，不许多购，就这样也就前面的二十人才得幸运啊，据说排在二十一位的那位仁兄回家就上了吊，幸喜被120抢救脱险。
仅一会儿工夫，两万钱到了扇子小贩手里，不，到了原告绸缎商手里，这下原告被告皆大欢喜，被告当然更喜：凭空因祸添福，竟然发了笔大财！
这个事儿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渚纪闻》里边，绝非杜撰，老孙只是叹息：这扇子小贩怎么也该给自己留上一把呀，此纪念品必将成为传家之宝，要流传到今天，无疑将成为国宝级别的一级文物了。
举此例子无非是说东坡判案当然首先要依据法律，欠债还钱的天理国法是不容违背的，但妙在东坡能理论联系实际，公正的使原被告都获得了尽可能公正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个对双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避免了官司常见的两败俱伤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立足民生，“以人为本”。
有人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东坡法官是有赖于没带大盖帽，没穿庄严的法袍。
东坡的湖边法庭设立久了，一些西湖妓女也难免来法庭光顾，当然，也是来打官司，例如请求“脱籍”之类的业务，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变更农业户口性质吧――在宋代，妓女们都是在了国家编制的，想改行，那需要申请法庭予与脱籍认定，不然你就只能依法卖到死。
东坡代理郡守的那几天，有个艺名“九尾野狐”的歌妓看准了时机：都知道苏东坡对妓女慈悲为怀，趁这时提出脱籍申请，成功的概率肯定大得多！
“九尾野狐”走上了东坡的湖边法庭，以自己已经年龄偏大，不再适应妓女工作为由提出脱籍诉讼，东坡体谅妓女的半生辛苦不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便慈悲打开了这难开的善门，赋诗判决：“五日京兆，判决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五日京兆便是代理郡守五日之意，但就是这五天的一把手，也要替妓女姊妹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但也要看对谁，你如果真的不符合妓女改行的硬条件，东坡也是不会废国法徇私情的，有时东坡也挺坚持原则。
九尾野狐脱籍成功，使另一名周姓歌妓看到了改行的希望，便也趁时机向法庭提出脱籍改行，但此妓非彼妓，这周妓女年龄正值芳龄，色艺冠杭州，被称为西湖花魁，东坡实在惋惜周妓的天赋被埋没，大好青春，岂能浪费？
提笔赋诗下判：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周妓女只得还操旧业，继续妓女的重要工作。
由此可见东坡性情的两面性，对妓女也并非一视同仁，有能力的女子，还是留在妓女岗位上更能发挥专长。
苏东坡判词都能诙谐调侃，有意判词成诗。但东坡此期间的诗词却并非全是风花雪月，大部分还是借景抒情，有些甚至影射政局，怜恤贫民、囚徒，这给他将来的仕途埋下了绝大的隐患，甚至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苏东坡于杭州通判任上过得其实是他这一生中最适意的日子，就是他日后重回杭州就任太守的几年，也没有这二把手的日子过得安逸。这期间东坡在文学上收获颇丰，诗词名篇留给后人多多。
不过这期间的作品大都是他率意为之，即景即情，随意出句，墨迹所留，遍及杭州名寺险山、歌妓衣带、故人书信、花船酒桌……；只是性情黑字留在白纸，却不是什么好事，诗句中一些对新政的不满、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不免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将来的陷阱。
期间，一些文学同好自然也乐于前来杭州凑趣，苏东坡自然更乐意陪同游湖，诗酒会友。常来杭州盘桓的有官、有民、有僧、有道，不能一一列举，甚至连八十余老翁也成了苏东坡的至交好友。
据传，四川绵竹文人张子野张先，成诗词文名要早于东坡数代，世人谓之乐府体诗泰山北斗，自来杭州一见东坡，立时倾慕起这三十余岁的后生小辈，二人关系发展迅速，竟成为佳话当时的忘年交。
苏东坡用一首词纪录了自己与张先同游西湖的情形：《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舍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但据说苏东坡对这位前辈好友却难得尊敬，原因是那张先虽年逾八十五岁，却有一身令世间男人无限眼红的本事：依旧花心不退，色欲不减！那张老先生照样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女为妾，并且带来杭州显摆给小兄弟苏东坡。
苏东坡见此老牛乐啃嫩草之事，心内颇不以为然，遂作诗赠张先嘲讽：“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梨花以素白著称，而海棠则以鲜红娇嫩闻世，东坡这里暗讽张先一个白发老头娶一少女为妻，有违伦理！
不过此事载于野史，尤其诗虽巧妙，但其中“压”字用得暧昧，作为持才孤傲的东坡应该不会如此低俗吧。
姑且算真有其事，但东坡将这种歪才用于赋诗填词，却不是屈才的问题了，尤其将对时政的心中不忿发泄于诗词之中，更是给正在瞄准自己的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
当时王安石新法正在实施，新法规定全国实行盐类商品由国家专卖，这里不说此政策于国于民有甚大利之类的政治问题――其实这大利政权的“德政”至今仍在执行中，只说因此法令造出了众多的副产品：私盐贩子！
东坡通判杭州之时，仅杭州一地便在押贩私盐的囚犯一万七千余名。
有一首写天欲雪的词，东坡寄给好友的诗中这样起句：“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的和诗寄回来了，苏东坡又答和诗寄回去，起句：“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了第三首，起句：“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次的起句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该诗后来就给苏东坡惹出了大麻烦，第二首起句被指责为在描写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及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第三首起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