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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卒把这遗嘱诗转给苏辙后，令苏辙伏案而泣，不能自抑。
但可以得出结论：苏东坡的狱中生活并不那么困苦，家人、甚至亲戚都可以送饭入狱；监管也不是那么严格，还能往外送诗词之类的信件。
也可以这么认定：苏东坡自知不妙，但却更加聪明清醒，诗中首句便开言“圣主如天万物春”，简直有点拍皇帝马屁的意味，这在苏东坡的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不过――早干吗了？
这无疑是苏东坡明智的意识到，此诗肯定会被狱卒依监规上缴给高层，甚至皇帝本人，此类语言一经龙目，想必龙颜大悦，再加兄弟亲情凄苦溢于诗外，说不准皇帝一转念，自己的案子也就有了转机。
事情往后的发展也是如此，皇帝看了，果然十分感动，这对案件最后的判决帮了大忙。
但是御史们此时的心理可以肯定，坚决避免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不一口气置于苏东坡死地，谁睡觉也不得安稳。所以在收集罪证方面挖空心思自不必说，狱中的监视也是外松内紧，一旦找出现行罪证，那苏东坡也就死定了。
据《春渚纪闻》载：苏东坡日后曾对左藏副使刘景文说“乌台狱中的一天晚上，暮鼓敲过，正要睡觉的时候，忽有两个人走进牢房。一句话没说，往地上扔下个小箱子做枕头，躺下就睡。我以为他们也是囚犯，便自己躺下睡去。四更时分，有人推醒我向我恭喜，我侧身相问，只听到回答：“安心睡吧。”，两人说完带着箱子神秘离去。
“这是因为在我刚受弹劾之时，舒禀等辈数次上奏皇帝杀我，可皇帝并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太监到狱中，观察我的举动。来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见我鼻息如雷，回奏皇帝说我睡得沉稳安静。皇帝对左右说：‘朕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所以后来我才被宽恕贬谪到黄州。”
由此记载可以推断出：苏东坡晚上睡觉曾也有人监视，皇帝都能派人夜宿御史台狱中，御史们岂不更是方便？
也可以看出：苏东坡没拿坐牢当作塌天，生死关头也没妨碍夜晚呼呼大睡，假如当时是在装睡，那就更说明苏东坡机警非常，从没有过破罐子破摔的心思，一直在创造出狱的机会。
就是对狱中的看守，苏东坡也没放弃过替自己辩护的机会：前面提到过的苏东坡写两株老柏树的那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当时的副宰相――参知政事王珪这样向皇帝解释：“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皇帝却并不糊涂，当场嗤之以鼻：“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王珪闹了个大红脸，没趣的退下，再加上当时在场的章子厚替苏东坡解释，这两句“反诗”终于没被定为罪证。事后章子厚不由感叹：“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事记载在《石林诗话》。
据《苕溪渔隐丛话》载：此事被看守苏东坡的狱卒知道了，便悄悄的询问苏东坡：“这诗句真是在讽刺皇帝吗？”
苏东坡淡然一笑：“王安石诗中有句：‘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讽刺的就是这里面的龙啊。
估计苏东坡的这个辩护词假如到了当权的王安石的信徒那里，也只能苦笑作罢――总不能再把退休的老丞相给抓进来吧。
其实苏东坡认罪也好，辩解也罢，对他自己的命运都关系不大，决定苏东坡命运的是皇帝，而皇帝又是被多方势力左右摇摆，大人或小人们在皇帝耳朵里较量吹风的力度，在决定着政治犯苏东坡的生死。
四十二、天子足踏两叶舟
御史台狱中的苏东坡成了神宗皇帝的一块心病！
细致的审问期间很长，令御史们前后忙碌了四十多天，十月十三日才算审理终结，御史们将罪证确凿的案子送呈给了皇帝御览，现在就看皇帝一个人的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狱中的要犯苏东坡此时也安下心来，自己的命运吉凶从表面看取决于皇帝的心情了，但其实不然，应该是取决于朝中两派争斗的天平起伏。
这时赶上了后宫太后大丧，朝中的所有大事都必须为此让路，苏东坡的案子当然也不会例外，这使苏东坡在狱中过起了清闲而不安的日子，是死是活看来遥遥无期，据说这时的犯人心情最烦躁，不知此时的苏东坡如何？
从上文中苏东坡的睡眠质量来判断，苏东坡确与常人不同，依旧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最起码是睡觉倍儿香！
监牢外面人们谁都没闲着，大家都在为苏东坡的生死尽着最大的努力，努力让苏东坡掉脑袋的人不少，努力保住这颗大好头颅的也有，这跟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的苏东坡没多大干系，等待判决的犯人只能眼望铁窗：“头颅何时有？把酒问青天！”
御史们审理出的罪行够砍下苏东坡十颗脑袋的：苏东坡写给驸马都尉王诜的诗里， 竟有造谣当今百姓“救荒无术归亡通”之句！还说什么百姓坐听“鞭答不呻呼”，又说什么“虎难摩”，这部不是在指责朝廷为政贪婪么？
该犯在密州写给朋友李常：“洒涕循城拾弃孩。”――男女婴尸都饿死于路也！
给朋友孙觉的诗中，暴露出国家的一方长官竟然相约不谈政治，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国家政治就那么黑暗可怕吗？
在给曾巩的诗中，苏犯公开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人，这是在指谁？给张方平的诗里，犯人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刘恕被罢官出京时，苏轼竟承认很佩服这位被罢官的朋友，赠诗云：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韩愈的“马说”中说伯乐过冀北之野，而现在冀北骏马皆空，这当然是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后面更是明说刘恕“鹤立鸡群”。暗喻“独鹤”贤人与“群鸟”小人，隐含之义昭然若揭：在朝的皆庸庸碌碌者群鸟之辈，午夜长鸣而“惊夜旦”非“鹤”刘恕莫属了。诗经曾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之句，这不是等于在说朝堂上只剩下一群好坏难辨的乌鸦吗？
给刘恕的第二首诗中有句：
……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庄子曾讲述：庄子谢绝楚王请去做高官，告诉楚王的使者一个故事：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叼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从旁边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便发出尖叫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
这是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以前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 现在又比喻为吃腐鼠的乌鸦！还有些诗中竟谩骂朝中高官为“沐猴而冠”，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朝中时局对御史们也有不利之处：现在遇有国丧，按旧例国家总要大赦，苏东坡如被赦免了怎么办？本打算趁苏东坡案发，正好乘此机会一网打尽朝中反对派，倘若这大赦帮了倒忙，心血岂不完全白费？
李定和舒禀郁闷非常，干脆防患于未然，由李定提前奏上一本：对有可能被大赦的政治犯，力请皇帝一律不得赦免；舒禀更狠：进奏皇帝将威望极高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加另外的五个同案犯朋友，一概处死！
这就是杀人欲广、欲速而不达了，杀一个苏东坡倒还罢了，牵扯上这么多名人、大人物干吗？皇帝怎会舍得？
就是杀苏东坡一人也并非易事，仁宗的皇后曹太后生前就过问过这个案子，亲自说给神宗皇帝：“苏氏弟兄二人中进士之时，先帝曾高兴的说，他那天为子孙后辈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听说苏轼正因写诗受审，莫不是有小人跟他做对？在苏轼政绩上找不到毛病，现在却由他的诗入罪于人，这样控告人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陛下可千万别冤屈了好人，老天是不容的。”
皇帝的确也有过放苏东坡一马的心理，在副相王珪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的时候，皇帝不以为然：“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虽然当场驳斥了王珪，但到了朝堂之上，皇帝还是没有显露出一点赦免苏东坡的意思，满朝文武哪个不是观风使舵的高手？“胆小鬼”们无人敢于进言，敢说话的御史们又都是东坡的对头，谁也不给皇帝台阶下，皇帝尴尬了。
其实在朝廷执政的最高层，意见也有相左，不过，在没清楚皇帝真正的态度之前，没有人敢表态罢了，就是个别人想为苏东坡讲情，也是拐着弯表达自己的意思。
宰相吴允趁与皇帝闲谈时规劝皇帝赦免苏东坡：“陛下认为魏武曹操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神宗皇帝最讨厌的就是被史书称为篡汉的曹操，当时就不屑给魏武定性：“何足道也！”
宰相就是等得这句，立即接话：“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袮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皇帝无语。
决定苏东坡生死关键的时刻到了，但朝中大局无疑对苏东坡的命运是不利的，为苏东坡上眼药的多，出药方救苏东坡的少，这特别容易理解：本来这时在朝中当政的都是些新政“精英”，人数比例在那儿摆着呢。
虽然皇帝内心不想置苏东坡于死地，但是皇家最顾忌脸面，最忌讳承认的就是把人给抓错了，谁能在这关键时刻给皇帝弄架梯子，让皇帝下来这个台阶？
四十三、生死只在一张口
苏东坡在押已经四个月了，狱外朋友们的援救行动已经尽了全力，关系太亲密的，比如苏辙这样的兄弟，属被牵连之列，是说不上话的，再说现在案子卷宗已经到了皇帝那里，能直接进言皇帝的是极少数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却大都是“新进”――苏东坡的对头。
苏东坡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那两首诗辗转上缴到了皇帝那里，皇帝看后也感凄苦苍凉，从中又看到了作者对皇帝一片忠贞之意，杀掉诗人更下不去手了。
皇帝自己派到御史台的暗探也有对苏东坡有利的回奏：苏东坡心怀坦荡，在狱中都能安心熟睡。皇帝现在不由暗恨苏东坡：胡写那么多该杀头的诗词干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么！以诗词攻击政府，这是该死的文人一大发明，看来需要来场文化革命了！
随便放不得，却也不能轻易杀掉，皇帝进退两难，真该把这家伙发配到大西南搞三线建设劳改去！
怎能就这样饶过苏东坡以及他那些同案犯？反动言论太多了呀！且影响极坏，范围极广，不出重手镇压一下这些胆敢拉历史倒车的“反党俱乐部”，又怎能获得全国的安定团结？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既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就随他去吧，俗话说慈不掌兵，掌握国家政权更要远离那个“慈”字。
皇帝才要咬牙决断，那御批“照办”二字却犹如魔鬼的手印，直入脑海，谁都知道，这个血印只要一留，神州大地顷刻腥风劲吹，一场浩劫是躲不过了！
御笔画个圈圈也不容易，举笔便出现慈圣光献太后临终时的嘱托，曹太后清楚自己死后会大赦天下，挣扎留句：“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皇帝为天下孝子表率，太后的遗嘱怎忍不理？
为苏东坡说情也是大有门道的，第一要看是谁在出面说情，第二要看用什么理由说情，把握不好这两个分寸，有时候就是适得其反。
此时因反对新法被闲置在南京的张方平与苏门关系非同一般，据苏东坡《张文定公墓志铭》说，张方平的曾祖母也姓苏，苏轼苏辙兄弟称张方平为表叔，此亲戚关系不见正史，也许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亲戚，但张方平对苏家父子三人都有举荐之功是确凿的，苏东坡也素以师长待之。
苏东坡犯案，张方平首先被牵连进了案子，但此时的张方平却不顾个人安危，很快上表为苏轼喊冤。
奏章按规矩必须由南京地方政府转交朝廷，但是南京的官府不敢转递，张方平索性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专程进京送奏章。恰这小张性情老实懦弱，到了京师，看见御史台全身就想“抽”，更别说皇宫了，犹豫徘徊无数日，始终没能把老张的表章给交到皇帝手里。
后来苏东坡看到了张方平表章的副本，竟吓得伸着舌头半晌没缩回去，弟弟苏辙后来对人们说：哥哥是庆幸这本章没送上去，假如张恕真一横心上缴了父亲的奏章，苏东坡还不定会得到啥结局呢！
原来张方平表章中有这样的话：苏轼“其文学实天下奇才也！”，这还了得？政治罪犯，本事越大上面就会越害怕，这等于老张好心办坏事，成了在促激皇帝杀掉苏东坡了。
据《甲申杂记》载：御史中丞李定就甚懂得这个道理：虽然一再建议皇帝早开杀戒，但却公开在人前叹息苏东坡大才，甚至发自内心的赞扬苏东坡：“苏轼奇才也！”
听到这话的人谁敢答话？李定不厌其烦的解释：“（苏轼）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印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奇才也！”
相信这种语言传到皇帝耳朵里，对苏东坡绝对有害无益，而李定又落得个识才、惜才的名声：一箭双雕之花活也！
神宗皇帝赵顼更加迟迟不对苏东坡的生死表态了，除了御史台众口一词要皇帝干掉苏东坡稳定全国政局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皇帝素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让好胜的皇帝有了强烈的挫败感。
皇帝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变法的老家伙，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闻名全国的苏东坡刚好赶在了这风口浪尖上，皇帝此时也真有杀一儆百的想法。
皇帝心中的一架天平现在左右平衡晃悠，苏东坡的性命处于正中，两边分别生死路！往哪边滑落？就看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