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离婚申请，而且男方不得索回聘礼。为了避免一些男人为财骗婚，宋真宗时期又规定，如果丈夫携财外出三年不归，妻子就可以依法离婚。明朝律法也规定，丈夫逃亡超过三年，妇女就可以改嫁，女方所得财礼作为对其感情损失的补偿可以不用归还给男方。
在婚姻生活中，家庭暴力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在这里面，女性历来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古代。翻阅史料，从元朝以后的各朝律法对这点都有相应的规定，表面上丈夫随意打骂的恶俗也得以收敛。
元朝时期律法规定，如果丈夫无缘无故殴打妻妾，将判离。元武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杭州钱某生性懒惰，总是想着不劳而获。一日，其突然萌生了用老婆身体赚钱的想法。由于当时律法对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卖淫有着比较严厉的规定，所以强迫妻子卖淫这条路是不通的。最后，钱某想出了在老婆身上作画刺青，然后*示众以换取钱财的办法。妻子狄氏得知丈夫的想法后誓死不从，钱某便将妻子一顿暴打，然后强行在其后背和双腿上雕刺龙鬼，并游街示众收取钱财。钱某的人体彩绘艺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他也因此而收入颇丰。钱某让妻子*示街的行为引起了狄氏母亲的不满，遂将其告到了官府。刑部受理此案，并对此做出了判决：钱某不顾夫妻情谊，贪图财物，强行在妻子身上作画刺青、游街示众的做法实在有伤风化，判杖刑八十七下，其与妻子离异。
明朝对丈夫侵害妻子人身权利的做法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如果妻子将丈夫的家庭暴力告上官府，官府要先进行审问，如果双方同意离婚，就可判离。如果不同意离婚，官府就会依照丈夫殴打妻子的程度给予一定数量的罚款，以示惩戒。 。 想看书来
女人的漫长“突围”路（3）
另外，如果妻子无缘无故被公婆殴打致伤也可以判离婚。元朝律法规定，如果公婆不满意妻子，并无缘无故将儿媳打伤，罪减三等。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如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疾废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两相比较，明律增加了殴伤的前提与程度，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
被抛弃或夫妻对簿公堂离婚终究是不是什么好事，好聚好散比较符合国人的行事风范，于是有了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出现的比较早。西周时期专门掌管婚姻机构的“媒氏”规定“娶判妻……皆书之”，按照宋代郑愕的理解就是，如果民间有夫妻反目，到了非离不可的程度，就可以离婚，但要将离婚的理由写下来。由此可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对于这一原则，后世也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唐朝时期的律法明确规定如果夫妻双方生活不和谐而愿意离婚者，就可以离婚。
尽管历朝历代女子离婚之事屡见不鲜，但还是有不能或者不想通过正常渠道离婚的女子，那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婚。
在秦简《日书》中有大量关于女子逃婚的记载。对于逃婚，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坚决反对的。汉代经学全书《*通·嫁娶》云：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丈夫无恶不作，妻子也不能逃婚，因为“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这是对妇女逃婚的道德批判。
到后来，逃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了。《唐律》规定，妻妾如果逃婚就要被判入狱二年，在逃婚后改嫁的，又犯了重婚罪，要从重判处三年的有期徒刑。《明律》对女子逃婚的惩罚更加严重，如果妻子逃婚，要杖一百，从夫嫁卖。在逃婚过程中改嫁的，要处以绞刑。
说来说去，古时男人要想出走围城轻而易举，只要遵守“三不出”原则，便不会有法律来制裁他。女子就不同了，除了要面对“七出”的严格约束，还要面对世俗对女子离婚的偏见。当然，也有一些女中豪杰敢于挑战俗世权威。
在晋代，吴兴一太守谢邈的妻子郗氏，在得知丈夫在她尚未过门的时候就先纳妾了，十分不高兴。于是写了一封绝交书给谢邈，列举其违义悖理的种种劣迹，并言宁愿独身独处，也不愿嫁给他这样的无情无义之人。这是典型的妻子休夫的案例。
据上个世纪50年代在徽州发现的“徽州文书”中记载，歙县南乡有位韩氏，此女大胆豪放，因为丈夫性功能不健全，床第寂寞，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要求休夫，言辞间颇有哀怨。这种事关男欢女爱、颠鸾倒凤之事的案子官府也是第一次碰到，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个大老爷一番斟酌，将该名“*”冷嘲热讽一番以堵众人悠悠之口，最后还是同意韩氏与丈夫离婚，另嫁他人。
虽然历史上有女子休夫的例子，但毕竟是少数，男子休妻是最常见的。细细想来，女子的“突围”之路走得异常漫长和艰辛，即使是到了高唱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女子要走出围城也并非易事。倒不是说还有谁阻止女子离婚，而是世俗对离婚女子还是会说长道短，窃窃非议。所以说，女人，离婚难。
“贞操”背后的呜咽（1）
夫妻共同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夫信妇贞”，这对男女双方都适用。不过，自古只见女子守贞，不守贞就要治罪，却很少见男子为妻守贞。实际上，贞操观念在产生之初，是针对男女双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的持续期间内所要恪守的道德规范，既不允许男子另觅他欢，也要杜绝女子红杏出墙，否则就会被视为“禽兽之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这种贞操可称为“夫妻之贞”。
先秦时期，曾出现过有钱人在外包养小老婆的现象，政府通过法令对此予以禁止。但从实际的执行效果来看，对男子的禁令并不十分有效。所以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再次强调，丈夫如果与人通奸，妻子有权将其杀死，并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可能是对男子守贞的最早的规定。
秦汉以后，对男子不贞的行为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汉代时期，已婚男子如有私通行为，政府就要罚他去建城墙。如果是当官的与人通奸，则罪加一等，以*论处。但从整体上看，对男子的处罚大都停留在法律条文上，实施的效果并不好。尤其是随着儒家思想的逐步渗透，法律逐渐倾向于对妇女单方面的惩罚，而对男人的不忠则抱着放任的态度。除非是因为*的需要，否则一般不会在个人作风上做文章。所以，说到贞操问题，一般都是针对女子而言。
看待女子贞操问题得分婚前和婚后，而婚后又分夫在和夫死两个方面。一个女子，或是一辈子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是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才叫保持了贞操，如果私通、再嫁或被强暴等，都是“失贞”。
要说贞操观念的产生，那和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实行群婚制的情况下，人们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贞操”这个词。到了私有制和男权社会出现后，妻子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自然不允许别人染指。另外，丈夫为了能把自己的财产传给百分之百出自自己血统的子女，更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妾再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否则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有可能会落入“他姓”的“野种”之手。
显然，强权弱势一对比结论就出来了：贞操的本质只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男子对居于附庸地位的女子的要求，女子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反过来要求男子。谁听说被统治者能要求统治者？况且，男人三妻四妾、拈花惹草并不影响父系家庭的血统继承关系。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只听说不贞之妇，却从未听过不贞之夫。男人与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被称为“*韵事”，虽然不见得有多光荣，充其量也就是“失德”，却没有人指责他们“不贞”。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在乎的还是女子的清白，谈到男人的贞操，无非也就是当作玩笑而已。“失身”一词似乎永远针对女性而言，女子如果“失身”，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强迫，都会被打上“不干净女人”的烙印。
纵观历史，古人的贞操观也经历了从宽松到紧张，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起起伏伏，且官方和民间也不是步调一致。
最早关于“贞女”的记载出现在先秦早期的文献中。《周易》中也有褒扬贞操的言辞。进入秦朝以后，整个社会开始十分重视女子的贞操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巡视了很多地方，并在一些地方立碑刻石，写上一些自我歌颂和昭示天下的话。在泰山、碣石门、会稽等处的刻石上就出现了强调女子贞节问题的话。但秦始皇也就是在刻石上提了这么一嘴，并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对全国也没形成大的影响，但这却足以说明统治阶级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了。
“贞操”背后的呜咽（2）
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武帝初期，一些礼制系统开始明确起来。这时的礼提倡“女子从人者也”，官方很注意女子的“从一而终”，因此贞操很受重视。汉宣帝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下诏褒奖贞顺。到了后汉安帝元初六年又有旌表贞节的事。汉朝有两位学者曾大力提倡过贞节，一是刘向，写了一部《列女传》，其中的《贞顺篇》和《节义篇》是讲贞节的，企图以礼法来裁定女子的生活标准。另一个就是班昭，她写的《女诫》中强调的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观念。
虽然有朝廷的褒奖贞节和学者的专门著述，但“贞节”在民间的实际影响还不大，女子离婚、再嫁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到了隋唐的时候，贞操观念又宽泛起来，直到宋朝中叶风向又再次转变，后来才越来越严，越来越禁锢。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很多人加入了纵情声色的行列，男女关系比较混乱。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曾采纳宠臣李谔的意见对混乱的男女关系做出了规定，要求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女不得改嫁。后来隋炀帝即位，其本人就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其手下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社会上男女关系十分松弛，贞节问题自然也就没人注意了。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民间此时也有提倡贞节的文学作品，但唐代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女子必须守节，官方也从来没有鼓励或褒奖贞节。社会上，男女交往比较自由，离婚和再嫁都很普遍，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逼女子守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一首《嫁人苦》的诗，认为丈夫死后女子要守节是女子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子的贞节问题到宋代中叶进入非常严酷的阶段，此后便愈演愈烈，从表面上看那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朝代、社会越是强盛，统治者的信心越强，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宽松，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越大。反过来说也一样。中国从宋代中叶以后，在强虏面前日益显示其腐朽与空虚，明清两代从总的看也是江河日下，统治者越是虚弱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其统治，强调伦常和女子贞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初期，人们对女子贞洁的概念还比较宽泛。民间的女子再嫁现象仍旧比较普遍，很多名人还鼓励自己身边的女人再嫁。但好景不长，随着儒家思想传播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贞节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些比较开明观念的学者、官僚，对女子的贞节问题仍持较为宽泛的态度。但另一个比较保守的宋儒学派却认为应该“正礼乐、明五伦”。代表学者周敦颐在《通论》里谈到要“万物各得其理”，就是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保守派认为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要守志、守义，于是改嫁与再嫁日益受到否定，贞节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吹捧。
程颐、程颢和朱熹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学者，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一时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标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妻子要为丈夫守贞、守节，臣要为君守节、尽忠，子要为父尽孝道，这三者联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部框架，一损俱损，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观的原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贞操”背后的呜咽（3）
继程颐、程颢之后的朱熹，也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宣传女子守节。当时他有个朋友叫陈师中，朱熹得知陈师中的妹夫死了，便特意写信给陈师中，劝他妹妹守节。
极具讽刺的是，别看朱熹在不遗余力推销“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他却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外放任职时还带着她们。而他的大儿媳居然在其丈夫死后却怀了孕。诸如此类的特大丑闻让程、朱理学一时名声变得很坏。宋宁宗闻之大怒，降旨要贬朱熹的官，这时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可叹啊，连朱熹自己都承认是在搞“伪学”，而一些迂腐之士还以他马首是瞻。
贞节观念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大力宣传和朝廷制定法律的推动。徐皇后的《内训》、解缙的《古今列女传》、吕坤的《闺范》、温氏的《母训》等书都为宣传贞节观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致使贞操观在寻常百姓脑中愈来愈根深蒂固。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令旌表节妇，同时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岁以后仍不改嫁的人，要旌表门闾，还免除本家差役。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嘉奖贞节所发布的特别命令。这个诏令等同于向老百姓发出一种信号：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