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还有就是盯着我感兴趣的某个作家。他的某一部作品感动了我，就设法把他的其他小说也找来，一部一部读过去。
也许和最初出于实用有关，我的阅读习惯比较极端，完全根据个人喜好，且第一印象往往也就是终结印象。我知道莫言是当代的小说大家，名震中外；但他的作品我至今只读过半部《丰乳肥臀》。很不幸那恰恰是进入我视野的他的第一部小说，读到一半感到不太对路，于是废然而止，并从此再提不起阅读他的兴趣。
不用说我的这种读法是太业余了，所谓“不幸”，也只是自己的不幸；问题是习惯成自然，改也难，看来只得继续不幸下去。
贾平凹的书我最先读到的是《废都》，喜欢得了不得，包括结尾，整个儿就像是在做梦。他的书我全看。张承志的我差不多也都看了。这几年让我印象特深刻的小说有《羊的门》，李佩普的，对当代社会矛盾的把握和揭示，那叫入木三分。还有一部性质类似的《国画》，王耀文的，读了以后的感受，可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概括。这两部小说我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了许多朋友。
现在我读小说就像看电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就是享受。一本好书在手，真是一种享受，无可替代。每次去香港或途经那里我都会买好多，那里不仅是购物天堂，也是购书天堂。
可惜大卫的魔术表演不常有，否则我肯定场场不漏。那种神奇的体验太超现实了。电影我特喜欢冷幽默风格的，比如葛优主演的《活着》。戏剧我喜欢秦腔、山西梆子、晋剧，尤其喜欢秦腔《女驸马》。不但喜欢，闲下来时还唱，有时还唱给朋友们听。那种感觉太矛盾太独特了，跟所有的歌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矛盾的感觉也可以用来描述我和体育的关系。一方面，我是一个热情的业余观赏者，所有重大的赛事，只要有可能，我都不会错过；对拳击比赛更是情有独钟，看电视转播不过瘾，就尽量到现场，为此不惜一掷千金。另一方面，我却从不锻炼身体……不但缺少意志，连意识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经验。
惟一的一次是前面说到的崔、杨、康仨铁哥儿们来约我，说老喝酒也不行，明天开始咱们早起跑步吧。我答应得那叫痛快：“成！”第二天他们哥仨跑得浑身臭汗，我却蒙头大睡“回龙觉”。这哥仨不高兴了，一起来问罪；我说你们有练功服可穿，我没有，跑什么跑？他们也不怕费事，转头给我找来了衣服，但第三天我还是没跑。又问罪，又说没鞋，于是他们又为我买了一双鞋。这下我该没辙了吧？但最终没辙的却是他们，因为第四天我还没等他们开口问罪便宣布：我没有腿。
这不是我耍赖，而是因为我另有一个更大的业余爱好，那就是早晨睡懒觉；而我之所以热爱睡懒觉，不是因为身子懒，而是因为天生就是这块料。换句话说，我这人是属于“猫头鹰”型的，干什么都是晚上特别有精神。读书也好，创作也好，晚上效率绝对高。上午写东西往往想半天也弄不好一个句子，晚上“刷刷刷”，一会儿几页就出来了。所以我一般都是从下午到晚上工作。至于喝酒，那也是晚上特别来劲。若半夜十一点多有人请我吃饭更好，我“腾”一下就过去了，根本不存在“太晚了”这回事。
既然晚上这么辛苦，早上起不来就很正常。甭说跑步这档子枯燥乏味之极的事了，即使比这刺激十倍，我也能做到心如枯井。03年年初去部队，一帮军官约了早上打靶。我也不是不想过这把瘾，可起了好几次，就是起不来。最后把一位将军都惊动了，我只好自嘲：“唉，一个人要是喜欢上这件事（指睡懒觉），那真是没有办法。”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口福的人，想吃什么，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餐厅。我最爱吃的，除了烧烤，就是火锅，各种各样的火锅，尤其是成都的药膳火锅。北京交道口往南曾经有过一个“老三届”餐厅，那是最让我感到亲切的餐厅，不仅自己常去，还带我姐姐去过。她到了那儿一直痴痴地站着，还哭。
搞艺术的人大都爱收藏点什么。我的爱好是石头，尤其是菊花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与性格有关。有一段时间我自以为喜欢养花，但很快就意识到，那绝不是我的爱好。不仅时间、精力上侍候不起，感觉也不对：太轻柔，也太娇贵。
不过，看来我的这一阶段性喜好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会特别偏爱菊花石。我听说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菊花与刀》，是分析日本民族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大意是说这种性格中包含了尚美（以菊花为象征）和崇武（以刀为象征）这两个矛盾的极端。我对菊花石的喜爱是否也反映并中和了我审美中矛盾的两端：轻与重、硬与柔？石头朴素、坚实，是一种粗犷的美；菊花秀丽、高傲，有一种洁净的美。天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一种刚柔相济、内涵和形式统一得如此妙不可言的造物！那种挺拔，那种奇幻，那种晶莹，那种强烈，让我一见之下便心生亲切，仿佛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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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台：从小说“啃”到菊花石（2）
赏菊品石在古人都是雅事。我没那么雅，但想到一年四季，足不出户就可以兼收这两桩大美，还是忍不住非常得意。它们又是那么皮实，除了运输和安置时要费一点心，此后再也无需侍弄；对我这个既是忙人、又是懒汉的家伙来说，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就着菊花石喝两杯是我的一大快乐，有时竟会有一种醺醺然的感觉。这么说美石也是一种酒，一种固化的酒？且既不是啤酒，也不是葡萄酒，而是白酒，是我最爱喝的既清淳，又绵厚，还回味无穷的五粮液？
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比喻。随着我试图一步步和酒拉开距离，收藏或许会越来越成为某种代偿；不过，再让我像迷恋酒那样迷恋收藏，大概是很难了。说来都是朋友，然而，有雪中送炭的朋友，有锦上添花的朋友。对我来说，酒已被历史性地归于雪中送炭，而收藏嘛，再怎么着也只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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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1）
媒体都喜欢用诸如“北方苍狼”、“强悍豪放”这样的语言来描绘我，我也自认算得上是个豁达乐观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体验生活中的郁闷愁苦。
有原因非常具体的郁闷愁苦，也有莫明其妙的郁闷愁苦；有如乌云般聚散不定、来得快也去得快的郁闷愁苦，也有像南方的“梅雨”一样成季节地罩在头上，挥之不去的郁闷愁苦。前者可归之为“情绪”，而后者，就只能称之为“危机”了。
2000年将临。新千年将临。新世纪将临。四十岁将临。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袭击了我。
确实是“意想不到”。确实是“袭击”：没有具体的缘由，没有触发的契机，不能从日历上指出确切的日子，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准备，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厌倦、沮丧、灰蒙蒙的意绪就那么控制了我。
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那正是我的“中年危机”，或早或晚，我都得经历这场危机，它是人生躲不过的一劫；然而在当时，我甚至连想都不会这么想。原因很简单：当时我的心态还是那么年轻，根本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有什么“中年”的概念。
似乎也不存在通常和危机相伴随的“逆境”：在事业上，虽说还有待跃上一个新台阶，但艺术风格已足够突出和稳定，况且一系列成就摆在那里，怎么也够得上是个“成功人士”吧；在“个人问题”上，和珠拉的恋情已持续了将近两年，虽有进一步“加温”的必要，但基本上应该说大局已定；在家庭关系上，我早已被二老和其他家人认定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他们各自也生活安定，秩序井然，没有什么值得悬心的事。
不是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吗？用花不花的来比喻太恶俗，那么，说我正如一张完全打开，且吃满了风的帆，有理由自我感觉良好，应该可以吧？然而我却一下子被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漩涡，或落入了一个软绵绵的陷阱。
心慌、失眠、盗汗、食欲不振、不想见人（包括朋友）、没事就躺着、对什么都没有兴致；酒喝得那叫凶，却也喝得闷；好像总在想心事，但其实只是在发呆。四顾茫茫，轻得抓不住而又重得拖不动。典型的抑郁症。
类似的状况，以前也曾出现过。73年一次，95年一次，但那两次都缘于很具体的外部压力，至少有明确的诱因。73年那次前面说过；95年那次，是因为突然发现存折上的存款已经无多，而进项渺渺。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下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恐慌到绝望的程度，以致不断想到死。“花完这些钱我就去死。”我甚至设计了好几种自杀方案。
事后有朋友帮我分析，说我这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说白了，就是过去穷伤了，穷怕了，穷到了潜意识里，以致反应过激，防卫过当。他对我自述的“自杀情结”未置可否，“但要注意”，他一脸严肃地警告说：“你在精神上缺少安全感，而且有偏执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夸张、放大你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形成强大的自我压迫力量。特别是你处在生命低潮的时候。”
他说的我懂。我见过从前饿伤了、饿怕了的人：瘦瘦小小的，可饭量一个顶俩大汉；不放过任何大吃一顿的机会，还要把桌上所有的残汤剩饭统统归并了带回家，说是做什么“罗宋汤”。其实那也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
问题是，“穷”现在对我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心理的意义上都不再是问题，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记忆”在作怪呢？
当然是处于生命的低潮时刻，对此我毫不陌生。低潮时刻的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软弱、消极而惰性。我的低潮往往和生病是一回事，这时我的偏执会偏到自我强迫，甚至自虐的程度：高烧40度，难受得都快不行了，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那么孤零零地躺着。于是百哀齐至，禁不住地伤感。可伤感归伤感，我还是宁愿撑着，熬着，也不愿吃药看医生，更不会给谁打电话；并且越是病得厉害，就越是这样跟自己较劲。事后还美其名曰：享受孤独。
然而，这次我并没有生病。再说，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闪过自杀的念头。可连这念头都是没精打彩的，像严冬被浮云盖着的日头。
那天在床上连轴躺到傍晚，午饭都没吃（早饭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东彬，窗外就起了风。我若有所感，见房门开着，就默默祷告道：“东彬东彬，如果你想我去和你做个伴的话，就让这风把门关上。”祷告完就紧紧地盯着门，等着他在冥冥中决断。
窗子没关严，可以感到有风从床前悠悠地吹过去，但房门始终纹丝不动。大概半个来小时吧，风似乎停了，我也松了口气。
慢慢我就有点明白：我闹这场危机，恐怕和“自杀情结”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并不是想死，而是有点“怕生”。因为那段时间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顽固地说：四十年，太长了，太长了！
它所说的“四十年”不是已经过去的四十年，而是未来的四十年。这是假定我可以活到八十岁。对我们这个长寿家族来说，这样的假定并不奢侈；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了一半！
前四十年算是磕磕绊绊走过来了，那么，还要再这么磕磕绊绊地走四十年吗？还要像前四十年那样去操劳，去打拼，去经历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过去自认为流行歌手也就唱到三十多岁，那么，过了四十我还要唱下去吗？还要唱多久？而不唱歌我又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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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2）
唉，太长了，太长了，四十年太长了。因为我已经四十岁。
我的这些想法是否有点“无事生非”以至“杞人忧天”？事后说给朋友们听，大多也表示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我只好叹气道：你们不懂。
其实我自己也未必真懂。能被我们的意识、语言照亮的，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其它幽昧的、黑暗的部分，只好另外寻求表达的方式，有时是我们搞不太懂，以至完全搞不懂的方式。那被我们称为“自己”的生命，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
也许它是要通过这种莫名的危机感促使我进行一次自我清算？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我四十岁这一年，并且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呢？四十岁…2000年…新千年…新世纪，我不禁要对所有这些鞠躬致敬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一切正常”这回事。换一个角度或深一层看，原本“正常”的就变成了“负常”，并且二者可以互相置换：成功可以被置换成对挫败的恐惧，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被置换成对得不到爱的担忧，责任感可以被转换成不能履行责任的焦虑，如此等等。这“负常”平时像些分散的鳄鱼，潜伏在意识的水面下，充其量冒一冒头；可一旦它们结成秘密团伙蠢蠢欲动，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压力。这时“正常”就变成了危机。
然而其时我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愿看清这些鳄鱼。当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紧急动员，试图走出危机感那令人窒息的阴影时，我所本能诉诸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自我劝勉，至于可怜的理性，那要等到危机结束之后。
最能表达勇气的当然是写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立即行动的力量。于是我提笔写下了《四十岁》。这或许算不上我最重要的作品，却是我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第一首、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首真正写给自己的歌：
二000年新的一天
又开创了我四十岁的生涯
虽说身体确实不太利索
可心情他就这么年轻
有时候病了躺在床上
难免会有些悲伤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
可挣的钱并不多
身边的女人走来走去
可我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
到现在也没找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