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那次闹自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告发我的人越过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长；我的遗书也没有交给他，而是交给了班长，然后班长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来真往心里去的不是我而是他——这么多年了，还在为一件不该他负责的事内疚不已。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2）
不用说，每当他这么说时我都难过得要命。我一再向他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不要说您，就是校长，就是那个告发我的人，我也早就彻底原谅了。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嘛，就是受的那种教育嘛。可他像没听懂似的，还在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有责任的，弄得我都有点怕了。我想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直到有天乱翻报纸，看到一篇讨论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忏悔的文章，我才豁然醒悟：老师并没有老糊涂，他这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作内心忏悔哪！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可以说比当年还要尊敬：多年后他又一次教育了我，他永远都是我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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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蒙古人（1）
最初媒体上有人称我为“蒙古歌王”，我虽说心中愧不敢当，但免不了还是有点窃窃自喜；后来朋友们开玩笑，略去了“歌”字，直呼我“蒙古王”，这就让我惶恐了。
在我心目中，古往今来，这世界上能当得起“蒙古王”称号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成吉思汗。这人了不得，雄才大略。书上说他当年建立的大帝国，从中心骑马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奔驰，每一个方向都要一年才能到达边界。这不仅说的是版图，也在说他的心胸。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成吉思汗都是我内心最崇拜的人。
除了成吉思汗，本民族我最服的就是嘎达梅林了。但我不会把他和“王”联系在一起，而愿称他为“英雄”，和人民心连心、因此也让我感到亲切的英雄。每次唱《嘎达梅林》我都忍不住流泪，甚至听到别人唱也流泪。那是在蒙古人心里长流的泪。
成吉思汗和嘎达梅林是我们蒙古人的光荣和骄傲，不过，我不会让他们成为我的幻觉。因为我首先活在现实中，而现实中所有的光荣和骄傲，只能靠我自己去争取。
我不会忘记在天津读书时一位同学的话。他说假如不是因为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蒙古族。受刺激啊！好在他接着又说，因为认识了你，现在我翻报纸，只要说到蒙古、内蒙古的什么事儿，就会多溜两眼，不然我非跟他翻了不可。
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事后想，他那样说，恐怕也是存心气我，不至于那样无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表明了某种偏见，而偏见有时比无知更气人。
有次在广东乘车，我边上坐着一个瘦瘦的女孩，听说我是蒙古人后特惊讶：蒙古人？蒙古人是不是天天吃肉呀？我笑笑。她又问，那你们不吃粮食吗？让我觉得特无聊。蒙古人也是人嘛，对不对？可她似乎就是想不到这一层。许多人都这样，他们只关心身边的故事，从来就不愿费心了解什么少数民族。于是我没好气地答：是，我们不吃粮食，光吃肉，生吃，而且还敢生吃人肉！说着恶作剧地抓起她的一只胳膊，作出要咬的架势，吓得她那叫花容失色。
有人说我唱《蒙古人》“格外深情”，想想有点道理。歌唱自己的民族，歌唱普通的蒙古人，我不深情谁深情？潜意识里恐怕也有回应种种无知和偏见的成分。
但换个角度又不对了。蒙古人唱《蒙古人》，再怎么深情，也不存在“格外”的问题。作为蒙古族的一分子，我就是我的“格”嘛，从哪儿“外”呀？
我的民族是我的母体，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的镜子。
我在歌中唱“这就是蒙古人，热爱故乡的人”，但我发现，蒙古人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以四海为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吉思汗留下的精神遗产，反正对蒙古人来说，在哪里都是在家的感觉。北京吗？家。东京吗？家。华盛顿吗？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的程度如何，到了你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就坐上了，就聊上上，就喝上了，没一点客气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蒙古人家里，就是到了自己家里，就尽管坐，尽管聊，尽管吃喝，没人跟你客气，你也千万不要客气，否则就见外了。
我是早学会客气了，谁给倒杯茶，都要说一声“谢谢”。开始时心里有点犯嘀咕，觉得自己被“汉化”了，尤其是草原老家来人的时候；但慢慢发现他们也在变，你给他倒茶，他也说“谢谢”了。这是怎么回事？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吗？
蒙古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反应不够快，凡事慢一拍，同时也不善于表达。
前两年去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演出，因当晚要赶回昆明，演完我就急急回宾馆取行李。
大厅里歌迷如潮，人叫那个多，只好一路拨拉着上去。
拿了行李下来，不由一愣，只见五个人，前面两个中年男人着西装，拿着酒，可能是领导，后面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都穿着蒙古民族服装，捧着哈达就过来了。
献完哈达，一位穿西装的就说，我们是蒙古族，想见你，饭菜都准备好了。说着就倒酒——当然是按蒙古人见面就喝酒的习惯。
我因事先不知道那边也有一支蒙古族（大概是历史上移民过去的），他们的长相、说话又都不像蒙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一直傻在那里。这时见他倒酒，就赶紧制止说：不行，这次不行！我得赶路，车在门口等着呢。
我这一说，他们几个都彻底愣住了，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歌迷们又涌上来了，嚷嚷着要签字什么的，正乱着，就听见身后“啊”地一声，那个女孩大声哭了起来。她这是急的啊。
上了车很长时间，那哭声都在我耳旁盘旋不去，搞得我脑子里像塞了茅草，乱得理不出头绪。我恨自己太笨：为什么就不能喝了那酒，就没想到哪怕过去拥抱那女孩一下，给她一个安慰呢？我也恨那两位领导：怎么就光知道端着酒傻愣着？也是笨啊！一把抓住我，说话呀！我们都被自己的反应慢，被自己的不善表达伤害了。
唉，这就是我们蒙古人，越着急越激动的时候越没话，跟绵羊一样，杀它的时候就不叫了。
不过我敢肯定，这样的“笨”性格永远不会伤害艺术，不但不会伤害，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特别可贵的艺术资质。好艺术家都是有股“笨”劲儿的；相反，那些太聪明的、反应太快的、太善于表达的，往往都是过眼云烟。
“蒙古王”？蒙古人（2）
许多人都说我长得像成吉思汗，包括谢飞、余秋雨在内。我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这么说？历史上传留下来的成吉思汗画像我也见过，说不上有多像；看来他们更多根据的是各自内心的想象。当然，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高兴。
前两年美国的动作片“大腕”西格尔想拍成吉思汗，来中国时约见了我，被媒体炒得一塌糊涂，“两个‘格尔’在马克西姆相见恨晚”什么的。西格尔说，你肯定有一个重要角色；而我对他说，成吉思汗中国拍过，蒙古拍过，但都没有拍好；你要拍，一定要拍好。但愿他能理解我这么说的份量。
我这话本身没什么份量，我所说的“份量”来自历史。我的意思是：假如你真要拍，就要尊重历史。如果只想娱乐一下全世界的观众，也拍成个打来打去的动作片，那就完了。那就要挨骂，首先是蒙古人的骂。
关键是想法要对，本子要好；至于是不是有我的一个重要角色，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在乎。除非适合我，否则就不演。我不能让我二十多年的形象毁于一旦：我的形象可不只是我的形象啊。我心里知道，真让我演成吉思汗的话，我还真能演好；但我不会去费劲争取，而宁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如果西格尔本人要扮演成吉思汗，我肯定就不上了。
腾格尔，天的意思
额尔和图，我的根
在草原，每一根草都散发着阳光和大地的芬芳（2002）
就这样，我从草原深处走向你们（2001）
和乡亲们在一起。背后是我给家乡修建的佛塔（1998）
回到草原家中，装扮成一只混入羊群的“苍狼”（2002）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1995）
民歌的海洋
每一座蒙古包里，都有我的亲人（2001）
回到草原家乡，和小演员们在一起（2002）
和民歌一样，沙漠是家乡的另一片海洋（1985）
“傻儿子”和保护神
上图：小学生的我。注意我的眼神，那时姥姥还在世。（1970）
下图：短暂的中学时代留影。有点忧郁是不是？（1973）
上图：进艺校后的“标准像”，一副被幸福之神眷顾的样子（1975）
下图：意气风发的艺校生。摄于呼市人民公园（1978）
中间坐着的就是我的“保护神”姥姥。两边是我年轻时的父母（1955）
上了大学，又一次人生转折。摄于天津水上公园（1981）
第一次出远门。艺校毕业那年（1978）
十四岁，自杀未遂
哥哥5岁，我3岁，那时我似乎更有“占武”的风姿（1963）
和哥哥、大妹在一起（1977）
还是哥儿俩。对比上一张，人不知怎么就长大了（1977）
在艺校。那时我已留校当了老师（1978）
命运之神
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与艺校同学摄于昭君墓前（1977）
初入内蒙艺校（1975）
“三弦老大”
不敢再傲慢
艺校毕业前夕：似乎有一个远方（1978）
在艺校当班主任时和学生在一起（1980）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其实我没那么用功。摄于天津音乐学院（1981）
读大学时和大妹摄于天津水上公园（1982）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
父母和家中的羊群（2000）
父亲（1995）
父亲和母亲。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中为姐姐（1956）
旷野里的全家福。前为父母。后排左起：小妹、我、姐姐、哥哥、大妹（1970）
这一次全家福挪到了室内。前排左起：小妹、母亲、父亲。后排左起：我、大妹、姐姐、哥哥（1977）
母亲和一岁的我（1961）
我、小妹和父亲（1973）
咱家的猫。它的一生都在咱家度过。都说长得挺像我。后来我照这张照片织了一张地毯，以便继续和它呆在一起。
婚姻爱情，
那是要有缘分的
这是现在能找到的我住在魏公村平房时的唯一一张照片。主题仍然是酒（1988）
和小妹夫达来（1995）
珠拉：
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
二人传，在大连（2000）
婚礼前的珠拉和我（2002）
所谓“郎才女貌”，但不仅如此。（2002）
什么能让大海沸腾？和珠拉摄于澳大利亚（2002）
上图： “嘎吉尔”这个十年前就起好的名字终于等到了主人
中图： 小嘎吉尔吃奶和我唱歌一样投入
下图： 我想她将来当一名小提琴手
和珠拉在黄果树瀑布前（2003）
去珠拉家的路上，背后是阿盟草原上常见的驼队（2000）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我和我在内蒙艺校的老师呼力亚其（1977）
艺校三弦专业留念。前排右为呼力亚其老师（1978）
“蒙古王”？蒙古人
这不是成吉思汗（2005）
拍摄MTV《蒙古王》（1998）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1）
我已经说过，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以歌唱立身，也没受过任何声乐训练，那我是怎么开始唱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都是邓丽君惹的祸。
我的演唱风格与邓丽君有天壤之别，但我这样说，至少是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能理解。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触动并解放了我们心中柔软的那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层茧壳包裹着。
正是从听邓丽君的歌开始，那种从内容到风格都以单一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音乐，也可以说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不可逆转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我曾和不少当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过，经历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刚进天津音乐学院那会儿正赶上举国性的“邓丽君热”，我们男生听得尤其凶，我则是凶中之凶。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就变得不可收拾。也是一种时尚吧，但又不仅仅是。那种带着点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现在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的了。
为了听邓丽君，我甚至还挨了一个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歌确实是一个文化符号。
当时我弄了不少邓丽君的盒带，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上锁。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忘了锁，于是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反精神污染”运动来了，邓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共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知道他在问“你没事吧”，就摇摇头说“没事”。
然后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说走，咱们喝酒去。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