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布莱尔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而根据历史经验，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
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实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安全。低碳经济不仅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规则之后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制定。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战略主导权，将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契机，也是重新确立国家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减排责任的空头支票（1）
在本年度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集团领导人就减排目标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八国集团关于减排目标的声明没有提及减排所参照地基准年份。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G8领导人通过的在2050年之前让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是以“当前水准”基准。“当前水准”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然声明中没有明确指出基准年份，那么这个“当前水准”肯定要晚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欧盟所倡导的1990年这个基准年份。
此外，这个声明也没有提及IPCC所倡导的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从这一角度看，没有中期目标的减排计划本质上是一张空头支票，同时也把减排的责任推给了后来的领导人和民众。实际上，2007年6月上旬的八国峰会已经就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一致的表态。八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并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去年的这份声明明确指出了各国减排的基准年份，并指出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应在2008年底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做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
今年的八国峰会落实了去年峰会的声明，虽然八国在减排的基准年份上做起了文字游戏，但总算有了一定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绿色组织的敦促下，美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做出了减排承诺。此前，美国一直坚持，除非发展中国家也同意减排，否则拒绝支持任何固定量化的减排目标。从这一点来看，这次八国峰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
不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依然没有跳出“囚徒困境”的窠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达成共识。会后，与会的五大发展中国家（G5）也发表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率先进行减排，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5％…40％，2050年减排80％…95％。
实际上，八国集团均未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根据Ecofys 咨询公司《2008年八国集团气候评分卡》，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防止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而实现了所要求的减排量，其中美国表现最差。目前来看，八国集团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非常困难。因此，G5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减排没有意义。而且，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目标区间跨度过大，也不利于激励这些国家减排。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需要承诺具体的减排义务并公布减排时间表可能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道义问题。富国应当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连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指出，有三种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成本必须由高收入国家承担：第一，是他们导致了目前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他们有能力承担这样的成本。全球现有的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五分之三是由高收入国家造成的。2004年，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倍和印度的17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减排责任的空头支票（2）
要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光靠征收碳税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不够的，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实现合作。理由很简单：你们富国把气候弄成这个样子，凭什么让我们来买单？
但问题在于，没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的目标是无法难以实现的。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表明，全球减排的时间越晚，需要减排的数量就越大，减排的手段也需要更为激进。时间不等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进来，到时候受害的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员。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人均排放低，总量排放和增量排放高，所以你很难把中国单单看作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减排计划的态度既可以是保守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也可以是激进的——坚持G8的立场。中国既可能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也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立场。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我国对外部环境和基本国情的判断。
我不赞成用阴谋论的思维来看待国际上的减排压力。6月27日，我曾去参加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当时有人问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怎么做？我记得布莱尔表示，西方社会希望得到中国一个可置信的承诺，以表明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大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往往习惯于努力做，但还没有习惯努力说。而西方社会是很在意我们怎么说的。在我看来，有时候在国际场合，怎么说其实也挺重要的。实际上，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没有就减排的中长期目标做出承诺，也没有公布中国实施减排的时间表。
长远来看，中国崛起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承担国际义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中国需要利用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减排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是可以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其实很大。西方大国的总统、总理们来到中国就谈气候变化，在国际场合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毕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增量排放最大的国家。这种压力恐怕还不仅仅是言辞和气氛上的，未来我们很可能还会面临诸如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的限制。这些措施到最后可能是逼着我们不得不减排，走低碳经济之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更主动些呢？而对于我国决策者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决策，而是一个长远的政治决策。
奥巴马新政：能源改变命运（1）
大灾难来临之际，人们本能地希望寻找一个“救世主”。从开始参加竞选之初，奥巴马就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赋予了“救世主”的“功能”。全球气候变化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就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布什政府不但裹足不前，而且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否定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的制度创新。人们希望有人来改变这一切。此时，奥巴马参选总统了，其竞选口号则迎合了人们的期盼，“Change We Need”（变革，我们需要）。
奥巴马非常“幸运”，其竞选总统之际也恰恰是金融危机在美国乃至全球肆虐之时，共和党对此不能说束手无策，但也乏善可陈，代表传统美国的麦凯恩自然不是鼎力革新的奥巴马的对手。试想，连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都希望美国人换换口味选一个民间色彩浓厚又主张变革的人来替代共和党的精英，美国民众又何尝不是如此？
于是，奥巴马背负着美国人民和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的期望走马上任了。美国人很兴奋，欧洲人也兴奋。法国前环境部长布利斯？拉兰德（Brice Lalonde）说，“欧洲为奥巴马寻求可再生能源的许诺感到振奋。”不过，正如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看到的那样，人们总是期望看到希望发生的结果，但结果却未必是那个结果。与其说人们对某一历史人物寄予厚望，倒不如说人们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我之所以在此给奥巴马的“粉丝”泼点冷水，倒不是我不看好奥巴马，而是提醒大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既然如此反倒不如降低一下期望值，以冷静平和的心态来观察奥巴马及其经济和能源政策。
奥巴马的环保理念一以贯之，但党派纷争的阻力不可小觑。
确实，奥巴马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让人眼前一亮，因为他的态度与其前任小布什总统大相径庭。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说，“奥巴马与布什在气候政策上不仅仅是有所不同，而是完全相反。”
从个人理念上看，奥巴马在环境政策上的积极态度具有其一贯性，而并非仅仅为了选举而摆出与其前任不同的姿态。早在2006年，奥巴马就与另一名参议员一起提出了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和鼓励使用替代燃油的议案。他还在一些场合倡导采用新技术改善能效，甚至公开批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没有努力提高能效，改善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尽管他的议案因为利益集团的反对没有获得通过，但他的环保理念却得到了宣扬和传播。奥巴马被人们视为积极的环保政策主张者。
从党派理念上看，共和党与*党在气候环境政策上也有较大差别。向来固守自由与少干预理念的共和党，对于政府在环境、气候、与能源上的控制政策采取消极态度，而*党则更为积极。比如，曾任副总统的戈尔是一个十足的激进主义者，甚至比奥巴马更激进。戈尔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美国应该“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并“要求国家致力于在10年内实现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源和真正清洁的无碳能源”。
两党的政治信仰差异的不同超越了环保问题本身，使得环保问题政治化。环保问题似乎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也是区分共和党和*党的重要标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