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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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多搜集一丝证据，还他之前的“无理取闹”一个公道。
但或许，还有赎罪之心，不是吗？如果18天前，我们的接料记者及时处理了这个个案，甚至只是让倪顺义感受到，有人在关心和关注他，或许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报社领导说：“这是我们欠了他的良心账。”
我们无意去责备任何人，事实上，每天各种纠纷和不满反映到我们这儿的，实在太多了，有许多充斥着个人的恩怨、利益群体的欲望，也有许多是年代悠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连政府也摇摇头：“纠缠不清楚了。”
但我们也无意为任何人去开脱。有多少无能为力，就有更多的漠不关心。有意或无心，事实是缺了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结果是多了一个踉跄走上歧路的人。为什么非要等鲜血涂花了白墙，我们才惊愕、屏息、瞠目，才在这一刻停下那两片热切讨论着生活琐事的唇，从喉间发出一声“啊”来？这个反问句，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所有的“有关部门”。
倪顺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多少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动站了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明。已退的人事科科长怒斥“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和他素不相识的老工程师感慨：“他没钱，也没权，最后只能‘硬碰硬’！”和他境遇相似的人因为同病相怜而责问：“产生了问题都是我们无辜的弱者来承担，合理吗？”代理律师则在我们的网上留下长文，希望他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看守所，看到这片蓝天，也许，还能看到政府为他改变了一些什么……”与其说大家是同情他，莫过说是兔死狐悲，莫过说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沦为僵硬的“游戏规则”下的非顺之民。
有人指责，“天无绝人之路”，之所以被自然淘汰必然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这样*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瞬息在评论里被口水淹没。网络舆论是有暴力存在，但与其说大家在为倪顺义强横辩解，毋宁说是“草民”对求生本能下的挣扎都有太深的“切肤之痛”。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考虑人的基本情感，一切的规范和管理活动都只是一种空谈。
那天，倪顺义的前妻赵姐，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一只手：“你知不知道，当他们开着车时，我们在为了节约1块钱的车票……想方……绞尽……我们……”她说不下去了，我抽出两张纸巾给她。她的手没有任何温度。
这一刻，我在反躬自问，直到地底，但下一刻，我们在地平面上如常行走时，将会重新沦为看客吗？
（叶枫）
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噪音太多》、《我执》、《常识》，2009年书市最猛的莫过于梁文道，一口气推三本书，并且立刻荣登深圳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无独有偶，去年广东高考作文题还就叫“常识”，无怪有人要说，梁文道不火都不行。
签名售书、搞讲座、上电视，梁文道成了近年来深圳人心目中最红的大叔。 借用梁文道评论马英九时说的话，“越是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难相信他居然受得住诱惑，这是铁律。可是仍然有人要问：真有这么完美的人么？他是装的吧，他一定很压抑……总之，大家还是不能彻底信服你这张真正的脸孔，你要比任何人都要艰苦地证明自己的品格与能力。”
聪慧、博学乃至天才，老实说，这些优势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其实都已经不那么稀罕。但当与它们同时呈现的并非刻薄、冲动、充满优越感的自以为是，泛商业或泛娱乐，而是包容、客观、谦逊和温和的时候，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这正是许多人喜欢梁文道的原因。 他既是一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又是开拓、包容的，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倾听者。甚至连他恰到好处的语速和声线都是加分的理由。在急躁而喧嚣的时代，可能“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正如梁文道在为《常识》作自序中所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如果公众只是想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实在用不着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或者阐述大段物理原则，而“只需要说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梁文道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8分钟”是他的一种尝试，他的书也同样基于此。
塞林格说，世界上有两种好作家，一种读完了作品之后让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想，另一种却会让你特别想去见上一见。梁文道显然就属于后者。“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梁文道曾说，这是个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 梁文道将公众越来越高涨的言论需求归结为：“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而周遭如此喧哗，必须把标题起得再耸动一点，让自己发言的姿态更张狂一点。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他能够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
而对许多人来说，梁文道的意义也就在于“我觉得如果是他，无论我的言论有多么幼稚和漏洞百出，他也必然会认真听完，并且不会嘲笑我”。在梁文道身上能够实现诸多“不可能”的理想或者幻想。比如你能够想象王小波会穿商业时装走T台么？你能够想象和易中天分享A片的心得吗？或者保证窦文涛在回应“接吻门”事件的时候，声线不会有暂时几度的提高？但如果对象是梁文道，这些似乎都是可能的。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靠谱的答疑解惑者，也是亲切的可以聊性幻想的大叔。
陈丹青说过，一个人的外表就等于这个人。127年前王尔德在纽约上岸，以一身镶黑穗紧身天鹅绒上衣、平绒灯笼裤和丝绸长筒袜颠倒美国众生。而梁文道则以平头、黑框眼镜、圆领白T恤、黑中装外套为深圳人打下自己的造型LOGO。无论他是否刻意为之，至少对似乎“五四”之后，内地文人就再不对与“造型”和时尚有任何关系的印象有所触动。原本大众热爱窥私是因为能够看到高高在上的人“也和我们一样”，产生将偶像拉到泥尘里的*。但当偶像们都像梁文道一样自己主动坐在泥尘里，这份感情又变得微妙起来。
（周吟）
经济学家炒剩饭
在金融风暴期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社会现象、经济领域、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无不千奇百怪、妙趣横生。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批判股权分置改革，别人问他炒不炒股，他说坚决不炒，并号召大家也别炒。我没听他的，进了股市，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再出席有*的活动，我总想冲上去问问他：你后不后悔，后来到底有没有炒过股？
本报2009年1月22日举行一个论坛，请来*讲金融风暴，据说门票炒到2000多元一张，还一票难求。我参加的论坛不算少，虽不稀罕费那么大劲再去看看这个有着硕大脑袋的经济学家，但在新闻见报后，我还是仔细读了一下，结果大失所望。
说真的，如果你经常在各种场合分别听过*的演讲，你就能理解我的感受。他的二元经济论和他的“1＋6”产业链阴谋，我在半年前第一次听到时，觉得蛮震撼的，感觉他真是一个有思想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但是当你反反复复听他炒剩饭时，就会和我一样，觉得他像个“祥林嫂”了。
凑巧的是，就在不久前，我也听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国世平炒过一次剩饭。之前在一个论坛上，他就说了：2008年还是秋天，2009年才是冬天，2010年是隆冬，总之警告企业要谨慎又谨慎，进行储备性投资，不要扩张性投资。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我参加一个中老年事业论坛，当知道他有演讲时很兴奋，觉得又可以做个大新闻了。但结果是，他和*一样，将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当然，国世平最后将这些观点套进了中老年事业里，说投资中老年事业，也要谨慎投资云云。而这一次，*也在表述他的观点时套进了广东的制造业。两相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都觉得未来将很严峻，真正的寒冬没有来，企业千万要谨慎，像是在互炒对方的剩饭。不过，我可以证明的是，这话说得最早的是国世平。但我猜测，炒剩饭这一招是*带的头。
实际上，经济学家或其他“论坛明星”和这两位专家学者一样，一个观点如果受到欢迎或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会继续在其他的公开场合重复表达，再根据论坛的主题进行适当的发挥。歌手靠一首歌唱遍天下，甚至唱一辈子。这种现象在人力资源专家眼里，是有基础能力但无循环能力。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是人，当然也可以用这几种潜力来分类，而且当然他们都希望自己既有基础能力、循环能力，又有指挥能力，能唱红一首歌，也能唱红很多歌，而且场场发挥稳定。
何况，堂堂一个*，有高于其他专家学者的出场费，背后还有那么一个团队在做资料的搜集、理论的研究以及文案的写作工作，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作为记者，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场场都红。作为我等草根百姓呢，还是如长平老师所说，可以学学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而不要盲目相信他们的所谓预测。
（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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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的父亲曾逼他自杀
2009年1月，从童话节的采访现场出来，在市民中心公交站台我遇上了一对母女，女儿抱着一把小提琴哭哭啼啼：“我不去香港，我就是不去香港。”母亲见我在看她们，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让她回香港练琴上课，她不喜欢去。”
孩子依旧哭闹着：“我本来在园岭小学上得好好的，为什么让我转学？”母亲笑了笑解释：“因为我们是香港人，为了方便她升中学，于是早点将她转学了。”听到这句话，女儿故意将鼻涕蹭到了母亲的衣服上，“不，你不是香港人，你是西安人。”刹那间，母亲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学琴环境，为了让孩子受到自己认为好的教育，家长不惜将小孩从深圳转学到香港，纵使孩子是千般万般的不乐意，每次回深圳后都不想去香港，纵使孩子并不喜欢学琴。天知道全国有多少小孩的童年都是这样被父母破坏，在别的孩子幸福地玩耍时却被家长逼迫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郎朗来到了深圳举办新年音乐会，音乐会头一晚郎朗给100名深圳小琴童在音乐厅上了一堂公益钢琴课。元旦逛书城时，无意中看到一张帅气的封面，黑色的外套与白色的衬衣相得益彰，也与钢琴键盘的颜色相符：《郎朗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为了弥补未能现场听郎朗音乐会的遗憾，头一次买了本帅哥的自传。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父亲郎国任的执著成就了郎朗的今天，但同时也剥夺了郎朗儿时的许多快乐。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朗国任还曾逼郎朗自杀。幼年的朗朗不到两岁时就开始接触钢琴，童年几乎都与钢琴相伴，只要他做些顽皮的事情，就会受到父亲的责罚。为了让儿子学琴，郎国任还辞职带儿子到北京求学，向亲朋好友借钱带儿子去考试。
郎朗与父亲有时因为练琴发生冲突，一次郎国任误会朗朗贪玩，没有准时学钢琴，便歇斯底里吼叫道：“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还不练琴，你还不照我说的去做。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郎国任随后拿起一个药瓶让郎朗全部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父亲的话语给了郎朗很大的伤害，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郎朗心里的伤口都难以愈合。虽然父母对孩子肯定是真心的，但望子成龙的迫切会给孩子带来不完美的童年，并让他有一生的遗憾。
（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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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肾
2005年11月30日中午，“根本社区网”的CEO小娄及总编辑八分斋请我们报社的社区记者吃饭。
席间，美女记者陈祺聊到她前天采访王石，神采飞扬。
可以看出，陈祺是崇拜王石的。她说，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