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就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起义前，牛虻给琼玛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最后起义失败，牛虻牺牲了。这样的爱情故事让我刻骨铭心。
叶：那时你懂不懂什么是性？
马：不懂。
《青春之歌》剧照：江华启发林道静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新华社稿）叶：我想起《青春之歌》那本小说里一个情节：林道静的爱人卢家川牺牲以后，江华出现了，他和林道静一起工作，建立了信任。有一天晚上工作完了，江华说他就不走了，林道静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可她马上就明白了，说“那就别走了”，就完了。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觉得江华这个人怎么这么赖啊。长大了再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好笑。咱们那时对性一无所知，清教主义对咱们的影响真是很大。“文革”前文学作品中爱情还是正面的，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但是爱情是无性的，也没有日常生活，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
“革命化运动”（8）
马：说起来性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懂。我13岁的时候来月经，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类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事先也不告诉我。我的震惊简直无法形容。尤其是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会一个月来一次时，一种绝望的感觉从头渗到脚，好几天缓不过来劲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有这么大的生理差别。我脑子里不断地想：做女人怎么这么倒霉！
叶：所以咱们管来月经叫“倒霉”啊。我妈妈事先也什么都没跟我说。我是在小学时来的，当时班上女生在底下悄悄议论，神神秘秘的，还带着点儿兴奋。谁要是“来”了，就好像获得了某种身份，而且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别人上体育课，她们在一旁笑嘻嘻地看，故意气大家。我盼着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没觉得来月经特别可怕。
说起和性有关的事，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阵特别害怕被强奸，老想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是就得去自杀，不活了。其实连强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再说当时整个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像强奸这样的刑事案件很少发生。与其说我是怕强奸，不如说是自杀这个做法让我恐惧。也就是说，我恍惚地知道“贞操”对女人有多重要，为了保持贞操，女人不惜自杀。可这个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家里和学校都没有人说这些。也许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反映“旧社会”的电影和小说里，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就生不如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文艺作品中，“不正经”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但生活作风坏，政治上往往也坏。我想共产党的清教主义实际上是加强了“贞操”对女人的重要性。
马：我也想起一件和性有关系的事，从来没跟人说过。我在上初一或初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青春期冲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老想男的女的什么的。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么肮脏的想法，可是它们又不断地冒出来，我就拼命地压制。结果有一次不知怎么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毛主席也和女人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有孩子。这个念头出来后，我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罪。想谁不行啊，偏偏要想毛主席。犯罪感使我无地自容，沉重的阴影压了我半年多才慢慢消失。
叶：我对性的想象和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妈妈给我的日记本里，有几幅插图是徐悲鸿画的人体素描，我总爱看。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画女性人体，画完了放进自己的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看。我的那些画“文革”时抄家被抄走了，还给公开展览了，到讲“文革”时我再说吧。
马：我也有过那么一阵非常想画人体，但只画女人的。我其实很想画成裸体，但每次总是最后又把衣服给加上了。后来我终于画了一个没穿衣服的，画完脸马上红了，赶快又给涂掉了。于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又有了强烈的犯罪感。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1）
当农民不用政审
叶：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那天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内心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你走时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1973年，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五中学十多名学生到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大队安家落户。司家庄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邢燕子（前左四）的带领下，热情迎接他们的到来。（新华社稿）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待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50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话叫“狗屎黄”，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宁安县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干活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聊天，一个中年男人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自问自答说是用泥土做的，要不为什么出汗时带出那么多的泥？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虽说他的答案不“科学”，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这让我意识到，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不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我的同学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去插队。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立刻就报了名。当农民不用政审，报了名就走人。
到黑龙江省参加边疆建设的五九七农场第一队女工二班的北京知识青年，在用扬场机扬晒新麦。（新华社稿）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300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50年代，山西雁北专区采梁山上的一个山村的田间风景。（新华社稿）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2）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7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延安大生产时的老模范郝树才向在南泥湾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赠送大生产运动时使用的镢头。（新华社稿）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3）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