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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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动荡的青春”（1）
叶：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要单纯得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
叶：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村里的知青也不都是干部子弟，什么“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锅”吃饭，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们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认同，是在广阔的农村形成的。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的。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都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
新疆塔里木垦区落户的知识青年正在挑土造田，要变荒野为良田。（新华社稿）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
叶：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19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交换。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马：听书？
叶：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仰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歌唱动荡的青春”（2）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道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气氛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空气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叶：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3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
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叶：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有一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争论，讲杰弗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弗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弗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弗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首歌了，把它称做我们的“村歌”。
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叶：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里面——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听得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
北京市翠微、育英、甘家口等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子长县冯家屯公社李家沟大队插队落户。这是他们在住房前植树。（新华社稿）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叶：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歌唱动荡的青春”（3）
马：听了你讲的，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去插队，你们比我们在兵团自由多了。不过我觉得你们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数知青群体不一样，你们创造了一个小氛围。你们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这是不是和你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叶：我想有关系，干部子弟比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对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调的“亚文化”，就是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随着大家下乡插队，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被带到农村来了。想起来很有意思，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文革”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重新“接轨”：读19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有一年夏天“挂锄”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古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已，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用一个“老三届”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七八岁的人写的。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一言难尽的关系。
插队时，同村知青去南山游玩的照片。左二为作者叶维丽。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读托尔斯泰、司汤达，听###、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亚”远在天边，“旅游”是多么奇怪的概念！人有时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们队的小后生想象城市里的生活一样。
1969年美国人成功登陆月球。这条消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一块不显眼的位置上。别人看完了报纸，随手扔在我睡觉的炕席上，我也拿起来看了看，当时没有特殊的感触。世界上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