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临时增调，大沽、天津一线清军守卫部队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对比，基本上为一比一。英法有坚船利炮，清方有炮台之固，虽在火力上英法联军占有优势，如果清方坚守还击，即不取胜，也可以较大地惩创来犯者，阻滞其进攻速度，赢得时间，或可扭转颓局。
不明敌情的咸丰皇帝梦想出现外交奇迹，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战。这是一条愚蠢的命令。因为英法联军的战略设计就是进攻大沽口，以便直捣北京。他们没掖没藏，是向中国公开宣了战的。对于宣战之敌，言何宽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坚持不放第一枪。对于一位将军、一位前敌统帅而言，刻板地执行君王旨意，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计，这又是愚蠢的。
结果，两个人的愚蠢，造成国家失败。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胜与满朝赞誉，至今让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何足惧”的豪言，又基于他一贯的成见：英人只善水（海）战，不善陆战。陆战乃我军之长，倚长击短，以逸待劳，诱敌登陆，一鼓而歼，岂不痛快！从战术的运用看，僧氏认为北塘虽为蓟运河河口，但南北皆系盐滩洼地，不易展开；越过盐滩，便是清军马队防地，壁垒森严，固若金汤，敌人断无可能由此绕击大沽口炮台后路。
北塘的炮台，始设于明代。近年，又有扩建，形成南北三台鼎足之势，费金百万巨。撤防消息传出，士民震动。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向僧格林沁密疏进言，极论撤防非计。僧氏不听。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郭嵩焘时在天津僧幕帮办军务，虽然他一直主张对夷人主抚不主剿，但战氛既起，骤撤防务，仍引起郭氏的关注。他曾向僧格林沁表示了不同看法，“为书数策，终不能用”。
北塘撤防的消息，首先被俄国人侦知。俄国专使伊格纳季耶夫不但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无防的情报，而且亲予引路，直抵北塘。
六月二日（7月18日），英法舰船驶入北塘河口侦察虚实。
六月十六日（8月1日），俄人引路，英法军舰三十多艘占据北塘。并以舰炮为动力，拔除清军在北塘河口设置的铁桩数百枚。此后十天之内，英法联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陆续在北塘以及至北塘南五公里的范围内，平静登陆。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登陆英法联军避开西面的盐滩和盐滩后的马队营，以北塘为依托，直击西南方向的新河清军。新河在大沽口西北、海河北岸，为大沽口后援阵地。这一招的老辣，旨在切断大沽口防军与京津大后方的联系，并实现英法联军海陆（东西）夹击大沽口的战术目标。新河之战，对僧格林沁、对清军而言，只能用惨烈二字形容之。与清军对阵的英法联军仅七百人，清军则铁骑三千。僧格林沁瞰其寡，意颇轻之，遂尽驱蒙古劲骑掩杀过去。七百人伪退，复转身，排成一字横阵，持枪静待，伺清骑兵进入射程，则举枪齐放。进攻者应声落马，几冲几退，三千精骑生还者仅仅七人！
这就是僧格林沁对不善陆战的夷人的陆战之绩。当日，新河失陷。英法联军沿河东下，于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攻克塘沽，彻底切断了大沽口守军与后方的联系。
七月七日（8月21日），联军对大沽口北岸炮台实行东西两面的水陆夹击。守台将佐为直隶提督（从一品）乐善。上一年，乐善突袭英船获胜。此次，腹背受敌，他沉着指挥兵士开炮还击。战一日，弹尽援绝，乐善与全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隔着一条河，大沽口南炮台的僧格林沁爱莫能助。因为事先接到了咸丰皇帝敦促撤兵保命的密旨，又知势不可挽，这位原准备一死尽忠的王爷亦于当晚弃台遁走。南炮台遂告陷落。咸丰帝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活命第一，留得青山在，还怕日后无柴烧？
七月九日（8月23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七月十日（8月24日），联军不战而据天津。
国门洞开，北京已无险可守。此后的通州保卫战，八里桥保卫战，安定门保卫战，虽然同仇敌忾，喊杀震天，但胜负已判，再无悬念。僧格林沁的表演，却不因大沽口失陷而逊色。插曲之一，便是僧格林沁与载垣胁持英使巴夏礼。
大沽口陷落后，咸丰帝惊惧万分，急派人与联军和谈。联军不予理会，复据天津，攻通州，直到可以眺望北京城堞时，才同意谈判。
清方的和谈代表是怡亲王载垣、理藩院尚书穆荫等，谈判地在通州城内天岳庙。
我们还须进行事后“设定”。设若载垣们真的有一丝常识判断，有一毫家国关注，坐下来，与对方谈判，至多是签订一个不主动、不对等、不气势、不让天朝大国引以为荣的条约而已。这样的条约，1842年、1858年不是都签过了吗？虱子多了不觉痒，大清国的君臣早已不以为意了。当时当地，谁都该明白：阻止联军闯入北京是外交斡旋的至大至重目标。这不是脸面问题，这是防止非常之变、防止大灾难的唯一可选。
事大责重，又是小人、蠢人们支错了招。
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启动，向北京进军。八月二日（9月16日），联军抵通州。八月三日（9月17日），载垣等与英法代表和谈，并基本同意了对方的开价。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方代表巴夏礼一方面提出要向皇帝递交国书，且换约时要皇帝亲予接见，另一方面又抗议中国数万军队屯于通州与北京之间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而不待条约签字，巴夏礼等即退出会场，返回军营。
谈判受挫，并不是谈判失败。
载垣与穆荫慌了，立即通知驻扎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僧氏则立即作出快速反应，率部出动，在中途将英法使团拦住，且扣押巴夏礼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闻谈判代表被拘，额尔金大怒，当日即率联军先头部队四千多人强攻张家湾。僧氏挥军抵敌，不支，溃退，联军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军进逼北京最后一道防线八里桥。僧格林沁部与胜保部合兵过万，共同御敌。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但敌不住联军的快枪火炮。胜保负伤，僧氏败走，一千多蒙古骑兵血染沙场，联军则直薄北京城下。
战争已没有悬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谈，签约，烧园。惹祸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离北京，奔向热河；惹祸的载垣、穆荫等人也都加入了护驾的队列；同样惹祸的僧格林沁则在夺了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的光彩头衔后，戴罪统兵，防卫京师。和谈，这枚最烫手的热山芋传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
圆明园烧了，《北京条约》签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新的条约给英、法列强带去更大的经济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国主义”贪得无厌，但首先你也要承认是“封建主义”不断地引火烧身才加剧了中国的国家灾难。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国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会言和，终于让列强赢得了所有的棋子，这才认输。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许就叫“利器自伤”。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这位一字并肩王一误再误国家大事；他是常胜将军，因胜而骄，故败于洋兵而死于土寇。回到将军与战争的本题，僧格林沁所有的丰功伟绩都是以牺牲将校士卒的生命为基本前提的。据美国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统计，从北塘登陆至八里桥争夺，英法联军与清军凡五战，死亡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众，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场屠杀，驱伍饮血，岂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军绕城而北，进入圆明园。次日，英军亦闯入园区。皇帝没抓到，却意外进入他的宝库。大抢十余日后，英军于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专使额尔金授意下点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烧三日不熄，圆明园玉石皆焚。有人说是英法入侵者在向咸丰皇帝发泄仇恨，有人说是抢劫者在掩饰罪证。圆明园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兴修帑银两亿两。
园毁了，条约还要续签。条件更苛，赔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本书的关注焦点，虽为“尚武精神”的消长，但在追索这一目标时，作者总是惊异于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国家智慧”早已解体。这也提醒世人，中国的强国梦不但要以焕发百姓的雄杰之气为前提，也应以培育治国者的上乘才智为根本——愚弱的首领，担负不了大国崛起的重任。
［注释］
①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
② 《清史稿？叶名琛传》。
③⑧ 《清史稿？徐广缙传》。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31。
⑤ 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第一卷P160。
⑥？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传》。
⑦ 《清朝野史大观》之“粤人严禁洋人入城”条。
⑨⑩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56、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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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之“胜” 第一章
兵凶战危，胜负难料。既然面对战争，便要有胜负两手准备。雅话雅说，此之谓“胜不骄，败不馁”；俗话俗说，即是“赢得起，输得起”。
相反的心态是，只准备胜，不预防败；或只言胜谋，不言败状；或干脆连失败也当成胜利加以吹嘘。中国历史上，并不乏这样颠倒胜负的旧闻。由此引发的江湖慨叹是：一个虚弱的民族或政权无力承受失败，尽管失败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发的“中法战争”，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种精神现象：即不相信胜局，进而拒绝胜利，胜利者竟至以失败者的姿态签订了屈辱的丧权条约。
怪事无奇不有，但这种怪法、奇法让人匪夷所思。“败”惯了，久“败”成自然，这让中国人“胜”不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就注录了失败的一页，四十年屡战屡败，以致战场之外，中国人完全消融了求胜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能连这次中外较量造成的东南亚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阵势大变，但是“历史教训”的老账，一直未曾被认真理清。这就潜伏着一种重犯历史错误的可能。
试问，还有比“不败求败”更愚蠢的吗？
还有比“可胜不胜”更孱弱的吗？
本篇意旨，并不固恋于镇南关、谅山的胜利。作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脱离不了一个民族、一代生民所潜具的自强自救、求胜致胜的人性元素是否还存在着。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乃中方大败局。众口一词，咸曰张佩纶为战败责任人，故张氏已负百年之谴。
也有为张佩纶辩护者，如王辏г恕⒘昼１病Ｋ侨衔诼砦仓壑校排迓凇凹胁蛔撸笪耙臁保翟谑歉瞿训玫娜瞬拧Ｕ桨芏嶂摆厥晌皆┩鳌＂儆捎谡秸じ阂着校秸笔氯斯雅校约幢阍谥蟹咨暾秸⒅腥占孜缯秸战崾氖焙颍宄看蠓蛞丫尽罢媸欠恰蹦衙髁恕�
其实，就“大是非”而论，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错误或罪责还是易于说清的。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绳叔、绳斋，号蒉斋，直隶丰润人，故清人笔记中多称其为“张丰润”。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曾做过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之乱中卒于职。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时，外侮亟累，国步维艰，佩纶屡上疏，言经国大政。如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于戒备，以杜日、俄之窥伺，如请建南北海防、设水师四镇以防法人图我等，皆不乏忧国之忧、洞事之明。而对于庸官俗吏，佩纶亦敢指斥纠弹，不避权要。故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宝廷、邓承修，也有说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②
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