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鱼雷艇！至于张佩纶托言“传闻异词”而宣扬的“孤拔受伤已死”、“鸟波管驾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虚捏乌有，颠倒功罪的自饰之言。何谓文过饰非？张佩纶即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张佩纶没有埋没将士们的忠勇：“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当然，这一惨烈的结局也还是张佩纶一手造成的。
马尾之战的经济损失或可估出（如150马力的“伏波”舰造价163000两白银，80马力的“福星”舰造价106000两白银，250马力的“扬武”舰造价为254000两白银，马尾船厂的造价及历史累计投入更是高达千万两白银），但它对中国人自力更生办海军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坏，则又不是数字能够表现的。
马尾之战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悬念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抵抗主义”导致全军覆没，倘实行“抵抗主义”，胜算又有几何？
有一个终极性的结论是肯定的：决不至于“全军覆没”！回到光绪十年的历史时空，法国侵华军决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马尾，中国除舰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项”是一位爱国的、尽职的、有勇有谋的“前敌统帅”。张佩纶乃夸口书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