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2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7）
1936年，纪德到苏联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写了著名的《访苏归来》等一系列文章。纪德本人是苏联的同情者，认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在苏联十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苏联的印象。在莫斯科，纪德的感想是：“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29
纪德观察到：“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比纪德早一年到过苏联的罗曼？罗兰，同样看到了真相，可惜当时不敢写出来。1935年夏天，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到苏联访问，他在苏联的观察分为两面，一是真实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罗曼？罗兰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在日记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后公开。可见当时对苏联的观察并不是有没有真实判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讲出真实的问题。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观察恰好说明这一点。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说：“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是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30
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旧译韦勃）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评价。他们认为：“苏联的民众已经认识清楚，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前曾剥夺他们充实的生命之自由与机会，现在这压力却经过了改造，给予每一个人选择职业与选择居住的较多的自由，给予每一个人较多的休息与假期，给予每个人较多的消费品，给予每一个人较大的责任与酬报，使每一个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积极参与集团工作的机会。”31韦伯认为社会环境的统制与改造“确实将增进他们个人的自由”。
因为韦伯夫妇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所以对苏联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趋于正面评价，但历史最后证明，早年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其实是历史的错觉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对苏联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访问，后来写出了《访苏纪行》，郭沫若对苏联的观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认为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因为“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32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总之，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上世纪20年代初写出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样道理，1972年，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前后到中国来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察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1973年纪录片《中国》上映不久，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33此事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34但历史证明，杨振宁、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观察，不如一位西方电影导演深刻。当年中国著名的《参考消息》上曾不断转载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却受到了批判。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如今愿意忘掉当年对中国的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却成了纪录片的经典。
2007年
注 释
1 何炳棣等：《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版，第32页。
2 同上，第34页。
3 同上，第34页。
4 同上，第37页。
5 同上，第38页。
6 同上，第46页。
7 同上，第47页。
8 同上，第49页。
9 同上，第56页。
10 同上，第78页。
11 同上，第75页。
12 同上，第129页。
13 同上，第139页。
14 同上，第136页。
15 同上，第139页。
16 徐胜兰、孟东明：《杨振宁传》，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1页。
17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
18 《杨振宁文录》，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19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第227页。
20 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21 黄仁宇：《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
22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6、517页。
23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96页。
24 同上，第196页。
25 同上，第477页。
26 《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27 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
28 同上，第576页。
29 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李玉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30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31 韦勃：《苏联印象记》，生活书店，1934年，第72页。
32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17页。
33 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
34 《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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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节选）——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换以后，知识精英与新政权的关系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政权转换对知识精英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本文所谓的知识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主，1949年以后主要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主。
1949年以后，政权转换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国家机构的接收问题。一般来说，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过渡的，震动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稳过渡，是政权转换的基本接收模式，因为军事接管是政权转换时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学、文化和教育机构中，以军人为主。中国的高等院校、新闻机构以及其他政权机构大体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到新时代的，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个系统加上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完成的。
1949年以后，国家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初期较为平衡，当时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郭沫若、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后越紧张。虽然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但对他们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这一点，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学学部委员的对比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外部关系，主要指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如知识精英在资金和科研究条件方面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知识精英创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识精英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文只注意前者，因为在1949年后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精英内部的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关系制约下才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国家没有主动与知识精英保持信任的诚意，这个关系很难达成平衡。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何方认为，国际共运本身就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延安整风以后，对知识分子普遍歧视和蔑视成为一种新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党内知识精英的关系时始终处在紧张的状态下。 与其他知识分精英的关系也可想而知。一个象征性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有饶毓泰、谢家荣、赵九章、涂长望、汤飞凡等科学家自杀了。弗里德曼认为，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下自然科学也不能发展。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
胡适与厦门大学（节选）——《两地书》中的胡适
鲁迅在厦门大学生活的时间共一百一十三天。他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主要在《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基本都是私人通信。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私人通信印证和说明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人信件公开的年代。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私人书信都是在当事人去世后才可能公开，所以使用私人书信研究历史，通常与历史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历史当事人身后公开的私人书信中传达的历史信息，基本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些材料，也是以私人生活领域这个范围为界的，因为私人书信有特定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叙述的真实性。但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不在此例，因为《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都是鲁迅生前亲手编定并公开出版的文集，两书中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已不是私人话语而是公共舆论，说明鲁迅认可这些评论。
鲁迅在厦门时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字是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另外还有他当时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这就是经常提到的《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的“厦门通信”“海上通信”。 《华盖集续编》和《两地书》分别于1927、1933年公开出版。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编定的，鲁迅厦门时期的文章在《华盖集续编》中单列一节名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说：“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做的杂感全有了。”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时候四十五岁，正值中年，那时胡适才三十五岁，尚属青年。1926前后，在鲁迅生活中有好几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三一八惨案”，二是“闲话事件”，三是和高长虹的“月亮事件”。 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以往把鲁迅到厦门的选择解释成政治压迫与事实不合。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而且把这些感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存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
《两地书》四二中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
《两地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