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列宁主义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
于光远说：“从资产阶级思想有积极的一面的论点出发，所得到的另一个结论就是所谓‘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是发挥资产阶级思想积极的一面，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虽然不能一般地要求资产阶级分子能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斯大林同志说得好，‘阶级终究是阶级’，对整个阶级是不能只用说服的办法使他放弃立场的），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收到一定效果的。我们可以用*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例如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可以使得很多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因而获得了遵守共同纲领、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认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是严重的思想斗争，一般来说，必须和当前的政策当前的运动和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把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看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发挥资产阶级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放弃思想斗争的看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8）
正是由于延安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强烈影响，许多*党派领导人误以为高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也纷纷向这个思路上靠近。
1952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就是这样。后来是毛泽东不同意，才作了修改。《黄炎培年谱》记载：“得毛主席复示，对讲稿中对资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某些修改。”17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个人主义，接受*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18
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几点：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19。 最好的txt下载网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9）
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对*部关于各*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中修改了许多地方，并批示：“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样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
毛泽东还认为对于资产阶级：“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20
在转发*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中说：“（一）中央宣传部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同时还认为：“在4月份的《学习》杂志上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学习》杂志很快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上冯定的文章，并经毛泽东作了修改。据冯定的孩子回忆，冯定的文章也是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冯定的文章，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
冯定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的*部长陆定一。冯定的孩子回忆：“华东局在对冯定的文章组织修改时，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认为某些提法不合适而进行了几处修改。冯定不同意，但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仍做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4月10日也转载了此文。父母对照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和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经过修改的文章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那就是《学习》杂志的修改，有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对原文所作的修改之处，但意思又反了过来。父母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冯定的文章。现在发表的文献已证实了这一当时的小道消息。”21
1952年第4期《学习》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发表了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文章最后对于近期发表的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文章进行了检讨。文章说：“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0）
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6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1952年4月8日。”本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1、2、3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本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
于光远回忆说，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就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为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
在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中，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对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文章认为，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1）
《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避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
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
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
“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
“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