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主义）。
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2）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50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功过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思想和判断并不绝对来自于他个人，而是受他身边人，同时也受宣传和理论界的影响，在毛泽东和延安知识分子之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主要看毛泽东选择什么。
一般毛泽东对于左的错误通常比较宽容，而对于右的错误就比较严厉，这也许就是《学习》事件得以轻松解决的原因。但作为一种经验，它可能也为后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2000年
注 释
1 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载《*党史资料》第57
辑，*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2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3 同上，第391页。
4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45、447页。这个评价主要来自于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72、473页。
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78、376页。
8 叶永烈：《*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第59、60页。
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10 *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1 同上，第21页。
12 同上，第37页。
13 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党史学会，第
40页。
14《展望》，上海：展望周刊社，1952年，第17期第9页、第21期第9页、第23期第9页。
15《学习》1952年第1期，*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第14、18页。
16 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1期第19页）、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第2期第22页）、杨耳
《只有*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
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1期第29页）、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期第
11页）、孙晓村《我从财经工作中看到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2期第14页）、季云
《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2期第15页）、李
致远《在工商界进行检查工作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第2期第18页）、艾思奇《认清资
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第3期第3页）。
17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18《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1、443页。
19 同上，第44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1、376、377页。
21 冯贝贝、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载《百年潮》2000年6期，*党史学会，第31页。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1）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
——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上世纪70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7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何炳棣、杨振宁、王 浩、任之恭、陈省身。表略）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7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资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属于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做主。唯有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2
对当时“*”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3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4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1966年中期开始的，到1970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5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2）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6“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8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9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王浩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10
王浩评价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同我1946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也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11。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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