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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门大街往南，在远处高高的的一座楼顶上，突然望见了我们向往已久的“北京T医院”的招牌。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心中的救星。下了马路，往里进，车、人如流，挤挤挨挨。好不容易到了医院门前，停了车，走进那所陌生的病院。当时已6时多，迎面的门诊楼已人去门锁。顺路从门诊楼左侧向里走，看到了竖在路口的医院布局示意图。由是知道了哪儿是手术室，哪儿是住院部，知道了那个盘踞着救星许秋山大夫的研究所的位置。于是再往里走，见到了零零散散在院内闲坐着的病人。有个老妇坐在小花坛沿上，我们便去询问，打听到了一些情况。和小陈到三楼找到了N市二院宋院长介绍的杨主任的科室，门却在里面闩着，有几个病人家属站在门口等人。向一个家属打听到了T医院的总机号，跟杨主任联系却打不通。又来前边想办法，在路边商店买了一本《脑瘤诊治一百问》的书，有如获至宝之感。回到门口时碰到一位年青医生，拦住问情况，说杨主任正在值班。一听大悦，又来到三楼找杨主任，可又怕找到杨后，而失去得到许秋山治疗的机会。看了神外三门前的介绍，该科是做脊髓手术的，想想不对，于是又上到6楼。到6楼，住院部的一个病人正从门缝里和外边人说话。说完了又锁上门不让进，叫人也叫不到。门前站着三位妇女，一老一中一青年，她们听了我们的想法后，那个青年说见许秋山比见毛主席还难。中年说要找只能在早上7时30分到研究所门口截，他上班前要到研究所换衣服。又热情地来到窗边指研究所的位置。说要不是看你们焦急，还不给你们讲哩。又给我们讲了一个窍门，让我们到地下室去，地下室的巷道通到每一楼下边，从那里可找到门诊楼位置，然后上到三楼，便可看到专家坐诊时间。这真是个好办法。和小陈下到－1层，在迷宫一样的巷道里，瞅着指示牌，来到了门诊楼，上到了三楼，里边没一个人，静得有点吓人，我们担心被人发现抓住当小偷对待。我们在一个介绍专家坐诊的牌子上见到了许秋山的名字，一看，许秋山坐诊的时间竟为星期二，可下了气。我们从迷宫一样的地道里出来，在门诊地方问了明天挂号的时间。人们说早上六点多就有人来了，到上班时就会有长龙一样的队伍。回到办事处和汉桥、大姐、小陈合计后，又给小康打电话，说已到北京，催他跟孙大夫打电话，让孙给许秋山用电话讲。小康很爽快，放下电话不到十分钟，手机响起来。小康说电话已联系好了，明天许秋山坐诊，让去就行了。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心中大悦，于是什么关系都不再考虑。我们想的是许秋山，果然就要遇到许秋山，而且正巧是明日坐诊，真是太好了。
今天顺利到京，下午不失时机地去踏勘了现场，了解到了医院位置和路线，以及里边的大致结构布局，明日去排行少走了弯路。
晚上给岳母打电话，告知到达。汉桥今天精神还不错，坐一路车也不感到累。晚上想看买来的书，刚看了一页，眼睛就打起架来。算了，不看了，早早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但愿能顺利见到许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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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进了院
7月17日 星期四 多云间阴
我们住进了院
一切都出人意料的顺利，到上午11时，就办妥了所有住院手续，汉桥住进了院。
早上4时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就出发去排队挂号。到了医院，天色已开始发亮。门诊楼前，已有些人歪歪扭扭地坐在门口地上等待。这时，正好门开了，我们赶快排到队伍里，随着上到二楼，数了数我们是第12位，耐着心坐在凳子上等。7时30分，开始进入候诊大厅，我们挂上了许秋山大夫的号。为第8位，是个好号。先挂号，再分诊，挂号费为9元5角，5角是病历费。有医生在台前用麦克风点名叫人，许秋山大夫因查房直到近9时才来。他进来时，正好有他的电话，点名医生喊他的名字让接，所以我们知道了他。许秋山个子约有一米八，四十上下年纪，驼着的背就像一棵成熟的谷子，给人以既谦卑又沉实的感觉。大家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嘁嘁嚓嚓地指着他，说，这就是许秋山！这就是许秋山！他从门口走进来，漠然走过黑压压的人群，那种司空见惯，那种熟视无睹，就像一个老农走在自己亲手种植的庄稼地里。他接完了电话，走进了门诊室。我们坐着等就诊时，看到墙上挂的牌子上写着许秋山24日暂停就诊的告示，当时猜测可能到时人家一定有什么事。近10时，我们进到了8诊室。屋子很小，仅能容下两个医生和几个病人。许大夫坐在桌前，他的对面坐着两个学生。我们递过片子，他接过去随便看了一眼，就不加思索地说：“脑膜瘤，良性的。”说着，顺手将片子递给了坐在他对面的学生。我对许大夫说我们是昨天河医大的孙大夫电话里给你介绍的病人，他看了我们一眼，恍然大悟地噢了一声。随手拿过来一张纸，说住在神外10吧，在P医院，是T的分院。我问为什么要住到那儿？他解释说在这儿一个月也住不上。我又说了希望能让他亲自做的愿望。他十分爽快地说：“我来做。”真是令我们喜出望外。又给神外10的*主任、程大夫写了便条：“请收入院，联系我手术时间。”
出了门，我们十分兴奋。上车往P医院去，边走边看路上的标志，每个拐弯都认真记着。汉桥说注意看路边有没有建行，找好了一会用时好取钱。我们边走边紧张张望，突然见到了一个小门面的建设银行，用心记下了位置。摸来摸去，走过了好远，又折回来，终于找到了P医院，却还是摸到了后门。上到三楼，找到了神外10。一个年轻的大夫接住，看了许秋山的条子，让马上入院。问我带钱没有？建病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了，才知道是在T医院门诊建病历的。医生说会计11时半下班，你们抓紧办吧。当时已10时10分。我叫汉桥和大姐在那儿等着，我和小陈去办病历和取钱，无论如何上午要住进院。我们跑下楼来，驾着车飞一样向T医院奔跑，去时又盯着那个建行，告小陈说记着地点，来时到这里取钱。车子向前飞驰，我在远处看到了那个矗立在路口处的上边有亚非拉几大洲四个人头的广告牌，对小陈说到了，向南拐。小陈调转车头，继续向前飞驰。我们一定要抢在中午以前办完住院手续，顺利住进院。夜长梦多，下午还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到了T医院下路口，里边车太多，我让小陈停下来，我下来，让他把车停在路边调好头等我。路口离医院还有约300米的距离。我在纷乱的人群中，在强烈的阳光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到建病历的窗口，见里边无人，顾不上擦满头的汗水，也顾不上礼貌，朝里面大声叫喊：“谁在这儿值班哩？谁在这儿值班哩？”在另一侧站着正和人说话的一个男士闻声而来，我给他作了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很体谅，几分钟之内就办妥了病历。我向他道了谢，拿着病历向回飞跑。到了马路边，在长长的车队里找到了小陈，他已调好了车头。我坐上车，又向回飞驰。到建行门前停下，我进去取钱。里边排着长队，我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们看着我气急慌忙大汗淋漓的样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同情，让我加了塞。我从衣袋里取出卡，迅速取了3万元。然后又上车狂奔，回到P医院时已11时10分。边擦着汗，来到那个张着防盗网的交费窗*了钱，办妥了一应手续，住进了医院。
想不到在我们的想像里，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半天就办成了，我们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太幸运了，真是人不该死有人救，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回到办事处。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小陈上街帮买了些生活用具，6时又赶到医院。住下之后，又和大姐去找小金表姐家，准备让大姐住到她那里。小金姐住在长条胡同，二十年前和汉桥结婚来京时，曾来过她家，还在她家住过一夜。那次是从大栅栏那边过来的。这次还是从那个方向来，却找不到。又让小陈拉着，绕到南边，往里找。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北京胡同的风采，一条条，一道道，横三顺四，东拉西扯，如同诸葛亮的迷魂阵。也令我想到了《阿房宫赋》里“蜂房水涡”那个词汇。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小金姐家的房子仍无一点变化，还是二楼上的一间，里外隔开，里边住人，外面当客厅，在门外面支锅做饭，依然是那么拥挤狭窄。大姐晚上在小金家住。
我晚上和小陈来办事处住。夜里洗了澡，躺在床上，点着一支烟，想到两天来的事情，竟是如此顺利，一切都像是经过周密的计划。昨天来，今天上午正好是许大夫坐诊，而昨晚小康的同学又顺利地跟许大夫联系上，在家时我们万分担心的住院问题一朝解决，而且许大夫答应主刀。不理想的只是这个医院的条件十分一般，三个病人一个屋，外面也没有可以散步活动的场所。因修锅炉，不能洗澡，看样子管理也较乱。听说这里除去医生是T医院的以外，护士都是P医院的，但只要有许大夫主刀就好。
晚上给李校长、小康、王秘书长分别打电话，告知已入院的消息。小陈给其姐打电话，说已住进了院。其姐感到很惊奇，问她是什么级别，竟这么快就住进了？小康说送红包很重要，关键是主刀和主管医生，其他护士和麻醉师是次要的。我说等回去时一定要去感谢孙大夫。小康说也可以，因为还关系到今后复查的事。将来复查如不想去北京，在郑州就行。
妻子成了病号
7月18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
妻子成了病号
上午在医院门口建行存了些少量的钱，以备不时之用。
21床住着冯、门夫妇，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们是张家口的，都是乡干部。小门患脑垂体瘤，已住了一个多月，目前正在作化疗。她的额头上沿发际处的一圈刀痕和针眼清晰可辩，短而稀的头发支支直立，目光略显呆滞，面貌黑瘦。她是在陪别人去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的眼睛斜视，检查后偶然发现病的。
汉桥换上了宽大的病号服，白色上衣，浅蓝道裤子，都很旧，是棉布做的，看上去松松垮垮，给人挺舒服的感觉。这身病号服不知穿过了多少病人，如今到了她的身上。汉桥穿上感到挺稀罕，嘻嘻地笑着，转来转去的让我看。从汉桥穿上病号服的那一刻，她名符其实地成了病号中的一员，我们从此开始了一种住院的生活。
住院的生活我并不陌生，早些年我的母亲患神经官能症，夜夜失眠，父亲带着母亲四下求医，在乡医院、县医院、还有省里的医院，不知跑过多少家，最后在新乡精神病院三进三出，前后将近一年时间，在那里治好了病。父亲那时成了专门的陪护，我带着弟弟妹妹妹们在家里生活。我也经常去侍奉母亲，所以说，侍候病人我还是懂得一些的。
上午小冯领我到新世纪大厦买东西。新世纪在医院北边约有200米的地方。出了门向北走，钻地道过马路，在路的西侧。这是个很大的商场，地下室卖有蔬菜、吃的和生活日用品，各种商品应有具有。买了汤匙、洗涤剂、肥皂、刷牙杯等。
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时，汉桥正在对大姐发脾气。问了，原来是朱医生来病室时，大姐当着小冯、小门二人的面，往人家口袋里塞钱，被拒绝。汉桥埋怨她太不会办事。
我们的主治大夫姓朱，三十上下年纪，戴着一幅近视镜，上中等个子，看上去很健壮。说话低言悄语，很文雅，职业感很强。一会儿，他又来叫我们三人到医生办公室登记汉桥的个人基本情况，又让填写“治疗委托书”，汉桥在上面填上了我的名字。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孔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句话。据说这些手续过去没有，是最近才开始实行的。朱医生说手术签字到时要提前办理。
朱医生昨天说了一遍，今天又说手术时可能会出血过多。病人自己的血过滤后再输可能会不够，因此还要输别的血。手术后可能会出现走路不平衡，面部肌肉变形等现象，但会慢慢恢复。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瘤子不会整个一下子取出来，那样会对脑子造成更大损伤，要把瘤子切成块往外取。至此我才明白，所谓的脑膜瘤，就是从脑膜上长出的瘤子。上边血管如网，血液非常丰富，所以出血可能会多。说得我们心里很沉重。
我们回到屋里，一会儿我们的主管护士来了，她叫刘雪，黑黑的皮肤，二十五六岁年纪。由于戴着大口罩，看不清她的长相。她用道地的京腔给我们一一讲述了医院的各项清规戒律：病人出去要请假；上、下午的探视时间；床头柜上放东西不准超过三样。屋子里另外一张闲着的桌子也不准放东西；床下也不准放额外的东西，脸盆什么的要统统放在床下的架子上等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不允许陪护人员“挨”病人的床，坐都不行，就更不要说躺了。由此想到，这里除去没有限制自由以外，要比我们劳教所严多了。护士对汉桥做了常规性的检查，抽了血样。
午饭在二楼餐厅吃。一碗米5角，鸡蛋西红柿5元，油麦菜4元，汤3元。和大姐一起吃饭，共用13元5角。饭菜质量还可以 。吃饭时又提起给朱大夫送钱的事，她说没经验，我想这样的事，人的一生能遇到几次，又敢遇到几次。
午饭后，大姐走了。汉桥躺在床上休息，我在床边坐着看买来的书。坐了一会儿，瞌睡劲上来了，我心想也许管得不会那么严，就挨着汉桥在床边侧身躺下。刚躺下约十分钟，护士来量体温。一进门就惊呼起来：“起来起来，不是说过床上不让睡吗！”我辨解说还没做手术，怕什么？她指着在床上爬着的小冯说：“你看人家是怎么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