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巴方- 第14部分

　　种种迹象表明，姜子牙在见到姬昌之前就和周人早有联络，甚至可能和古公亶父之妃“太姜”有着血缘关系。姬昌当时有句话说漏了嘴：“吾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我的先辈很早就盼着见你啦！后来因此又把姜子牙称为“太公望”，这就是“姜太公”的由来。姬昌的“太公”又怎么会知道姜尚其人？仔细一想，很可能和太伯、仲雍南下有关。

　　而太伯和仲雍究竟是如何找到姜子牙的，我们就只能全凭想象了。或许他们也曾三顾茅庐，彻夜长谈，草棚里一派江山风雨。又或许姜子牙刚刚看破时局，空怀满腹智计，正打算良禽择木而栖。总之，姜子牙和姬昌见面的背后，应该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周族的领袖们如此看重姜子牙，绝非偶然，此人的确有安邦定国的能耐。姜子牙虽然没有《隆中对》之类的文章传世，但《史记》也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何谓“天下三分”，关注的人并不多。笔者以为，就当时的文化板块和势力范围，所指应为黄河下游的商族、关中平原的夏族（周族）和南方的巴族较为合理。

　　从结果上看，姜子牙、诸葛亮的心智，包括后来刘邦的投机，甚至传说时代的大禹远交近攻、战胜三苗，其中巩固巴蜀、拓展江汉、伺机挺进中原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就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虽是邯郸学步，大体上也脱不了这种思路。

　　太伯、仲雍的主要目的，恐怕还在吴越。若干年后，两人带着从丹水秘道偷运过来的队伍，继续向东。而联络南方各国的任务，或许就落在姜子牙身上。

　　有了正确的思路，具体的行动就会事半功倍。况且，同在襄阳附近，诸葛亮能熟知400年前的汉高祖崛起于汉中，姜子牙不会不知道200年前武丁对巴人的杀戮。手中有了仇恨这张牌，姜子牙开始满怀信心地周游列国。

　　史载姜子牙曾游历七十国，这当然是在见到文王之前。一般人以为，这是怀才不遇者的噩梦，充满失意和彷徨。但如果心中装着某种理想和信念，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据说姜子牙学成以后，中间有四十年不知所踪，到七十岁左右才到朝歌做牛肉生意，设计救出了姬昌，然后和同样年迈的鬻熊一起成为文王的臂膀。但要说姜尚七十岁才进入周族阵营，然后还和姬昌结为儿女亲家，鬼才相信！

　　合理的解释是，姜子牙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为岐山工作。就在中途失踪的四十年里，他和他的同伴以周族使者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对巴蜀一带大小方国的游说和动员！

　　当然，姜子牙版的《隆中对》也很快得到古公亶父及其继任者们的高度评价，并迅速提高了岐山和南方各国的交往级别，为他们的秘密串联提供支持。由于岐山决策集团的配合，姜子牙的使者身份更加明确，工作成效也十分显著——

　　岐山的灯塔，终于照亮了古老的巴蜀！一时间，秦岭自西向东的散谷、斜谷、骆谷、子午谷、库谷和蓝田谷等各处关隘，人声鼎沸、驼马穿梭，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和蓝关道直达汉水，金牛道、米仓道、间道（后改称荔枝道）远涉巴方。这些古道得名或有早晚，但自古就有人行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崇山峻岭间古栈勾连，穿行其中的除了商队，也从此多了不少行踪诡秘的政客和军人。

　　古代中原与巴蜀地区的交往，并非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著名的荔枝道在唐代为杨贵妃运送荔枝，从涪陵到长安最快只要三天！而通往巴国核心的嘉陵江水道，其源头直插关中，距岐山西陲的陕西省宝鸡市仅33公里。那些古代的高速公路，为岐山和巴蜀之间的密切往来提供了便捷的条件，甚至某些时期可能还十分拥挤。

　　……等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姜子牙才胸有成竹地跑到朝歌去杀牛。姬昌当时正被纣王软禁在离朝歌不远的羑里。见了姬昌后，姜子牙略施小计就把他救了出来。

　　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可真是一幅奇异的场景：岐山上下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场巨大的政变，其最高统帅却心安理得地在朝歌坐了六年牢——这可是纣王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等一切准备就绪，姬昌拍拍屁股，潇洒地回到岐山，准备“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

文武图商
殷商的王公们不是傻瓜。古公亶父的政治野心，很快就引起商王的怀疑，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商王朝带来强大的军事压力，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来自西方的威胁。

　　从武丁时代开始，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的戎狄部落给商王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自武丁之后，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等历代商王都很重视对戎狄的作战。武乙时期还将军事指挥中心从河南商丘搬到黄河北岸的朝歌，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

　　古公亶父死后传位季历，即姬昌的父亲。季历因平定西方，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统帅西方兵马，代表商王朝征讨戎狄。商王自作聪明，以为这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既挡戎狄之扰，又能让周原兵连祸结、陷入泥潭，没想到岐山将计就计，从此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在征伐戎狄的同时，自己也扶摇直上，终于从一个西方小国发展成关中平原的霸主。

　　等文丁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这时双方都犯了错误：文丁11年，周族大胜戎族，季历竟然忘乎所以，亲自跑到朝歌向文丁献俘报捷；文丁一看戎族已败，季历又送上门来，于是干脆将他处死。这一来，周族终于与商王结下死仇。

　　由于准备尚不充分，岐山并未与商王朝翻脸，仍按计划让46岁的姬昌继承父位，号称西伯。传说即位这一天，岐山上歇满了凤凰——从此，岐山进入周文王的时代。

　　两年后，商王文丁也死掉了，帝乙继位。帝乙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北方戎狄未除，东南方向江淮一带的东夷族也开始蠢蠢欲动，此时的商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扼制周族的崛起已经变得有心无力。不得已，帝乙只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姬昌，以图一时安稳。姬昌也借势一歪，表面上不计前嫌，暗中苦练内功，全速发展。

　　接下来的三十年，姬昌从推行“井田制”、进行土地改革入手，施行一系列休养生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姬昌的井田制，相比商王朝机械的土地国有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把方圆一里的平地按“井”字形分为九块，八家各耕一块，中间一块作为公田，由八家共耕。这八家公用一口水井，既是联系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又是军政管理的最基本单位。周族再将井田制的思路灵活运用到各个方面，形成公私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大小官员都有分地，这就难怪姜子牙把“善养老”也作为投奔岐山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相对科学的分配制度，使周族很快协调了内部矛盾，树立了老有所养、人尽其用的仁爱形象，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吸引着大小方国和各地人才竞相归附。姬昌迅速巩固了关中平原的局势，又得到巴蜀地区的强力支持，三分天下有其二，取代商王已经是大势所趋。

　　与欣欣向荣的周原相比，商王朝这边却苦不堪言：北方戎狄死灰复燃，南方淮夷多次叛乱，出兵平叛又遭到小国孟方的伏击，差点阴沟里翻了船。刚刚得胜回朝，东夷又再次反叛。帝乙在黄淮之间疲于奔命，实在经不起折腾，只干了九年就一命呜呼，此时的商王朝实际上已经外强中干。帝乙死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商纣王。

　　末代帝王都是失败者，而失败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人习惯都把他们脸谱化。不少人以为，纣王是因为贪酒好色、昏庸无能才亡国，实际上可并不是这样。纣王年幼时就思路敏捷、聪明过人，长大以后更是锋芒毕露、文武双全。出众的才能，曾让帝乙在内的殷商统治阶层对他寄予厚望。只是超群的能力下往往掩盖着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一致命的弱点，最终让纣王众叛亲离，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纣王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他荒淫残暴、倒行逆施，但更多的却是历史的必然。真实的帝辛残暴而已，却并不糊涂，在挽救殷商政权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即位的第二年，纣王就对岐山采取怀柔政策：“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史记&；#8226；殷本纪》），将姬昌封为三公之一，在商代是地位仅次于商王的最高一级爵位。第四年又来硬的一手，在今山西省长治县附近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四年，大蒐于黎”——《竹书纪年》）。

　　可就在这时，商的后院又开始起火——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左传》）。

　　东夷叛乱，是当时商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这边纣王不得不打起精神对付东夷，那边姬昌却抓紧时间壮大自己。从个体人才的吸附，到后来各种武装集团的整体投奔，岐山的势力呈加速度向前发展：“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竹书纪年》）——这是岐山首次公开接受诸侯国的朝拜。前来朝拜的诸侯国首脑中，应该就有巴方蜀地的“友邦国君”！

　　把商王朝丢在一边，却去朝拜它的一个属国，这种另立山头的做法简直是大逆不道！商王朝迅速做出反应，于帝辛二十二年冬又“大蒐于渭”，在渭水边举行了明显针对岐山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一结束，商纣王就将姬昌带回朝歌，软禁在“羑里”。

　　羑里在朝歌城南，今河南汤阴附近，姬昌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七年中，姬昌韬光养晦，精研易经，一幅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样子。也许是被姬昌的表演迷惑，也许是为舆论的压力所迫（“诸侯皆从之囚”——《左传》），也许是考虑到西方的长远稳定、需要先稳住岐山，而更大的可能是七年后纣王的苛政获得暂时的成功，自负的他误以为岐山从此不足为患……总之七年后，当姜子牙等人找来美女、宝马、珠玉行贿，姬昌也承诺献出“洛西之地”时，纣王竟欣然赦免了姬昌。

　　姬昌一回国，不久就接受“天命”，自称文王，因此公元前1056年也叫“受命元年”。树起旗帜后，文王开始全面进行灭商的战争准备。前1055年伐犬戎，前1054年伐密须，巩固了西北后方。之后，文王挺进中原，征服黎、邗、崇等国，一步步渗透到殷商腹地，最终完成了对商王朝的战略包围。前1051年，姬昌迁都于“丰”（西安附近）。等安排好这一切，97岁的姬昌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王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

　　文王虽故，但伐商的战车却越驶越快。三年之后的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黄河北岸的“盟津”与其他诸侯国会盟。这次会盟盛况空前，“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与会者大都是关中地区的军事集团和西南方向的巴蜀各国。

　　现在看来，“盟津观兵”显然是武王对盟国的一次试探。巴蜀之师虽联络已久，但是否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姬发心里没有底。姬发将文王灵位摆在战车中央，自称“太子发”，意思是秉承文王遗志。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后，疑虑消除了：“八百诸侯”不仅步调一致、士气高昂，而且跃跃欲试，纷纷请命武王举兵伐纣。出人意料的是，武王却下令班师。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史记&；#8226；殷本纪》）

　　既然巴蜀之师值得信赖，武王为什么不趁机东征朝歌呢？也许吴越一带　“翦商”火候未到，殷商的实力还没有消耗到临界状态。或者文王刚死，武王的威信尚未巩固。不过，经过“盟津观兵”，武王的领袖地位已得到确定。

　　大爆发前的宁静，令人窒息。历史和地理，总是在不经意间互相纠缠——狭长的关中平原，就像一条深入母亲体内的产道。西有氐羌、南有巴蜀，为新生的西周文明提供不绝的滋养。短短百年间，这股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即将瓜熟蒂落。腥风血雨中，他的诞生会迎来一个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吗？

闪击牧野
一年后，是公元前1047年，武王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

　　首先是商朝内乱。此时的纣王已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天欲令其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帝辛的三位伯父比干、箕子、微子号称“殷之三仁”，在这一年里也被杀的杀、关的关。微子投奔岐山，也带去了一批重臣。殷商内部离心离德，纣王成了孤家寡人。

　　与此同时，东夷的战事如火如荼。纣王也真了得，他亲率王师，百战百胜，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叛军，很快就得胜回朝。为了稳定战后局面，商王朝的主力部队仍驻守在那里。

　　没想到正是这一安排，让商王朝走上了绝路。次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姬昌的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朝歌城外仅70里的牧野！

　　原来，武王得知商王朝内部分裂、纣王孤立，商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召*盟诸侯，于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倾巢出动，直趋朝歌！

　　2月21日，周师渡过黄河，在盟津与巴蜀大军会合，混编成“六师”。在简短的战前动员（《尚书&；#8226；泰誓》）后，沿黄河继续向东，行军速度陡然加快，五天后就到了牧野。

　　从岐山到牧野，盟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公认最早的闪电战——古时人口稀少，还没有建立军事情报体系，直到春秋时期都还有不少跨国偷袭的战例。加上这一带亲商的势力早被清除干净，纣王还没来得及沿途布防。因此，当盟军闪电般穿越重重山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朝歌城南的时候，纣王才从妲己的肚皮上惊醒过来！

　　……时间，又到了公元前1046年2月27日（初五）的那个清晨。当武王“牧誓”完毕，斗志昂扬的盟军穿过晨雾，来到纣王阵前的时候，却不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