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到了公元前1046年2月27日(初五)的那个清晨。当武王“牧誓”完毕,斗志昂扬的盟军穿过晨雾,来到纣王阵前的时候,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8226;大明》),对面的商军黑压压如乌云坠地,其人数竟然数倍于周!
难道情报有误、中了纣王的圈套?在姬发、姜子牙的头脑中,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眼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本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搏!
原来,当时朝歌的正规部队并不多,据说只有几千人,而且战车、战象等重型装备还远在东南。再说盟军来得太快,也不容纣王从容部署。此时他要么死守朝歌,孤城待援,但这样做等于把主动权交给姬昌,而且围城之中没有后勤保障,可能会久困生变。要么弃城向东,与东南的商军主力会师后再组织反击,这样做乍一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失去朝歌等于失去黄河、失去中原、失去商王朝的国本。如果此后商军在黄、淮之间与盟军陷入拉锯战,后面又是尚不稳定的东夷,腹背受敌,那就大势去矣。
权衡得失,性情刚愎的纣王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赌一把!——乘盟军立足未稳之际,将朝歌城内数十万战俘和奴隶武装起来,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与盟军决战城外!客观上说,在当时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情境下,这一选择倒也不失为一招险棋:胜则转危为安,败则满盘皆输。这种思路,也更符合纣王的个性!
仓促间,纣王组织起70万人(一说17万)的庞大队伍,但装备十分原始,大都只有“杵”(木棒),以至于后来战场上一度“血流漂杵”(《尚书&;#8226;武成》)。很快,对面的盟军在武王的鼓舞下,也战胜最初的恐惧,开始发起首轮冲锋,牧野之战正式打响了! 。。
虎贲
鼓如闷雷,箭如疾雨。盟军的战车旋风般冲入敌阵,数万勇士紧随其后。商军的阵营很快被撕开一道道缺口。战车所到之处,血光飞溅、杀声震天。
冷兵器时代的战车突击,有点象如今的坦克集群作战。但战车需要战马的牵引,一旦失去控制,就容易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因此武王在《牧誓》中,还特别强调如何调整节奏、保持阵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但这样一来,推进的速度就很受影响。纣王亲自督阵,杀了不少想要后退的逃兵。被商军驱赶的奴隶们,木然地挥舞着手中的木棒,一层一层包围上来,战斗陷入僵持。
……僵持中,伴随着横飞的血肉。三千年前那个阴霾的冬日,至今都让人无法释怀:二十多万条鲜活的生命,进行着人类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武王兵锐甲精,纣王人多势众,从黎明鏖战到午后,双方精疲力竭,退回各自阵地,整顿队形,以待再战。
片刻,朝歌的奴隶们又被督战的商军催促着列队。整整一个上午,毫无思想准备和战斗经验的他们,在周师优势装备的冲击下很快就七零八落、死伤狼藉。这些奴隶本来就不愿为纣王卖命,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尽管纣王战前的承诺多多少少有点吸引力,但战争的残酷和督军的骄横让他们心生不满,已经陆续有不少奴隶伺机脱离战场,逃之夭夭。
……新一轮激战即将开始,战场上暂时安静下来。微风吹过,天空中泛起一丝异样,一些敏感的奴隶隐隐觉察到,有股冷冷的气息迎面袭来。
对方的第二梯队上来了!
盟军的战车方阵前,突然出现了数千名沉默而彪悍的武士。他们头戴虎皮战帽,身着黄荆藤甲,手执粗藤圆盾。藤盾、藤甲下偶尔狰狞一现,那是青铜利剑闪烁的寒光!
骇然失色的奴隶们开始交头结耳,两个令人胆寒的字眼儿迅速传开:这支装束怪异、杀气腾腾的队伍,就是武王身边令人闻风丧胆的王牌之师——虎贲!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孟子&;#8226;尽心下》)
武王终于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三千年来,人们对于这支神秘的队伍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很多人以为,“贲”实际上就是“奔”,“虎贲”就是“如虎之奔”,这样理解虽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太草率了些。 “贲”字本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翻开《说文解字》,“贲”字和想象中大不一样:“贲,饰也”。原来“贲”字的本意,居然是“装饰”!今天人们用虎的形象来装饰,无非是为了威风、好看。但在三千年前,龙、虎形象却往往具有宗教般神圣的含义:它是一方水土的庇佑,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虎贲,是巴蜀之师的精锐,它来自崇拜*的巴方!
这支由巴方派往岐山助战、被武王视为股肱的军队,其装备和训练水平远远高于一般的战士。他们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千里盐道上护盐的保镖和巴方豪强的私人武装。特殊的职业,使他们不仅个个武艺精强、以一敌百,而且坚毅隐忍、嗜杀成性!多年来他们跟随文武周王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总是出现在扭转战局的关键时刻,连朝歌的武士们也久仰他们的威名。他们,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虎贲”的形象,也从此成为人们脑海里的一个噩梦。南朝萧子显写《南齐书》时,曾约略提到“蛮俗……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贼焉”,后来罗贯中加以演绎,成为经典——诸葛亮七擒孟获,名将魏延在巴蜀一带遭遇藤甲兵,被一群巴人杀得丢盔弃甲。在这些“不类人形”的蛮兵身上,罗贯中一定想到过当年牧野战场的那群精灵。
“其藤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上;国人采取,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却才造成铠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皆不能入。”(《三国演义&;#8226;七擒孟获》)
牧野之战中,虎贲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军队的固定建制,担任国家元首的贴身护卫,直到唐代才被废止。而“虎贲”的先辈们,却仍然浪迹山野、世为蛮夷。
在奴隶们惊惶的眼神中,虎贲屹立如山。突然,尖利的叫啸迸裂而出,仿佛是从天外传来的歌声,象箭一样刺穿了整个战场,也似乎穿透了所有人的心脏——
说它是歌声,也不太恰当。它高亢、激越,穿透天际,鬼哭狼嚎,浑不似人间之声。那是灵魂在地狱里挣扎的嘶鸣,充满了慑人心魄的杀气。直到如今,在三峡一带巴人后裔死后的灵堂上,当地人跳丧的时候还能听见这种声音,尽管少了些杀气,但依然有着很强的穿透力。我们无法理解,人们在窄小的灵堂中面对死者,怎么会叫出那样一种鬼魅般凄厉恐怖的声音。
朝歌城下的奴隶们不会想到,其实一马平川的牧野,还不足以体现叫啸的声威。假如换个环境,让这种歌声回到峰峦逼仄的巴山蜀水、在群山之间回荡,那种千军万马、地动山摇的气势会在顷刻之间撕裂敌人的神经……尽管如此,牧野上空响起的这种声音,还是让商王的残兵肝胆俱裂!
正当他们战战兢兢,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时,只听周武王旗下鼓声一变,歌声混合着阵阵呐喊,虎贲两人一组、交叉掩护,开始跳跃着活动筋骨——这种舞蹈,本是巴人慷慨赴死前举行生祭的传统仪式,久而久之,它演变成一种动感强烈的搏击操练,甚至是攻防兼备的破阵演习。一时间,只见声随人动,闪转腾挪,藤甲翻滚,剑气纵横,数千名肌肉虬结、动作粗野的虎士化作咆哮的狼群、盘旋的雄鹰,大地跟着颤动起来。
当商军射去的羽箭在藤甲上象雨水般纷纷抖落,朝歌的奴隶们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着,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却。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华阳国志&;#8226;巴志》)
就在这时,武王战车上旌旗一展,数百辆战车缓缓启动,三千虎贲宛如腾空的大浪,猛地向商军扑来。在两军交织的锋面上,虎贲以一当十,当者披靡,可怜的奴隶们徒劳地抵抗着。这些训练有素的虎士,往往只是一个照面就闪电般给你致命一击,在刀枪不入的藤盾和见血封喉的短剑面前,戈矛之类的长兵器竟然成了多余的摆设。
随着死亡的阴影迅速漫延,朝歌这一方尚未卷入战斗的奴隶们魂飞魄散、目瞪口呆,恐惧、惊慌彻底击垮了商王的队伍。几个机灵的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其他人竞相效仿,刹那间犹如长堤溃决、大厦倾覆,本来就毫无斗志的商军将士象潮水一样四散奔逃,纣王临时拼凑的十多万奴隶纷纷倒戈,转身向纣王的阵地杀来,商军阵营顿时土崩瓦解。
“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逸周书&;#8226;克殷》)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尚书&;#8226;武成》)
牧野上空的残阳,见证了这场世纪大战的最后一幕:商军反戈一击,纣王全军覆没,仓皇逃回朝歌,*于鹿台。武王率军乘胜追杀,短短两个月就扫清了殷商余孽。自此,西周“天下大定”,统治中原近700年的商王朝宣告灭亡。
巴师功成,*西归。留在身后的,是硝烟未尽的牧野,兀自血流成河。
快意恩仇的古代巴人,又该从这里走向何方呢? 。。
滔滔江汉
三千年前的南方,处处云蒸霞蔚,水木葱茏。只见山间河畔、鸟语花香,陌上田间、言笑晏然。青年男女互有思慕,眉眼传情,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看!宽广的河面上,波光粼粼,碧水悠悠;河中小洲细沙如玉,芳草萋萋,双双对对的雎鸠在那里嬉戏和鸣。在这洋溢着喜乐的河边,叽叽喳喳的姑娘们正在采摘荇菜。
听!河边的树林里,传来不知名的男子一阵阵深情而宛转的歌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8226;周南&;#8226;关雎》)
“姑娘曼妙的身姿真令人陶醉——勤劳美丽的她,不正是我理想的伴侣吗?”
……这首诗,爱好文学的人们再熟悉不过。它名唤《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的民歌,文学成就最高。总共十五国《风》中,“周南”和“召南”列在前两位,而《关雎》,就是“周南”的开篇之作——它像一颗灿然升起的星辰,高挂在中华文学的黎明!
有人会问:“周南”和“召南”里这些美妙绝伦的民歌,究竟是来自何方呢?
这个问题,学者们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周南”是江汉地区的歌谣,“召南”是巴蜀一带的民歌。它们的作者,都是一度被称为“蛮夷”的巴方群众。《关雎》并不一定是西周早期的作品,但它却真切地反映了远古时代南方人民的情感生活!
其实,南方的音乐和文学,很早就受到中原人民的重视和喜爱。文化上的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加遥远的传说时代——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吕氏春秋&;#8226;季夏纪&;#8226;音初》)
前面说过,涂山就在今天的重庆。大禹在这里迎娶巴人之女涂山氏,生下了中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夏启。忙碌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可怜的涂山氏按捺不住相思,找到治水工地,却被化身为熊的大禹吓得变成了石头……
有意思的是,在《音初》的这段话里,大禹、涂山之女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居然并不是主角,真正拨动人们心弦的,倒是涂山氏身边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子,和她随口哼出的一段小调——“候人兮,猗!”
短短四个字,却是中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首情歌。悠扬的歌声让人依稀看到,年轻的涂山氏倚窗远眺,神情憔悴,哀婉的目光中充满了妻子对丈夫的等待和思念。“候人兮猗”后来被誉为“南音之始”。这种一咏三叹的南方音调,原来最早也是出自巴人之口。
《诗经&;#8226;小雅》里还有一句话:“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纪”,包含有开端、头绪和分界等意思;“江”古代特指长江,“汉”是汉水。唐世贵先生认为,此二水正是商周以前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江汉以北,是华夏族各诸侯国的封地;江汉的西面和南方,则是巴、濮各族世代居住的地方。
其实不管叫他“巴人”还是叫他“濮人”,他们都是我国古代江汉以南地区最初的开发者和原住民。西周以前,这里仍是深受巴文化影响的区域——“巴与楚在湖北,都为江汉流域”(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长江以南,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巴文化遗存”(张正明《巴楚文化源流&;#8226;绪论》)
由是观之,夏商时期的“荆蛮”、“濮夷”,实际上都和巴人有关——以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地区为核心的古代巴方,向东伸出汉水、长江、清江和沅江四条水道,联系着巫山以东的荆襄平原。它们之间,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食盐为纽带,相互间休戚与共。
只是到了西周初年,情况有了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从武王分封诸侯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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