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紧，他惊奇地发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此刻已是旌旗遍野，风云突变。
此时的黄河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竞相圈地。蓄势已久的炎黄二族被推到风口浪尖，文明的发展正在加速。炎帝和黄帝经过阪泉大战结为同盟，已开始建立中国最古老的城邦。
传说中同为少典氏后裔的炎帝和黄帝，其实是秦岭以北两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封号，并非我们想象中具体的某个人物。史家认为，炎帝部落存在的时间更长，《易&；#8226；系辞》疏引《帝王世纪》：“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大约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两千多年间，这一支部落的首领都称炎帝。
到了帝榆罔时期，位于山西运城附近的蚩尤部落开始崭露头角。蚩尤就是少年鲁迅读《山海经》时看到的那个“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其实“蚩尤”也不是某个人的姓名，仍是称号。在有些版本的传说里，蚩尤又被视为南方三苗人最早的首领。
据说蚩尤也是炎帝的后裔：“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8226；蚩尤传》）。已经抱成团的炎黄部落开始垂涎蚩尤所拥有的解池盐源和晋南铜矿，于是找了个岔子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蚩尤战败，被五马分尸，山西的“解县”和“解池”也因此得名。逐渐统一起来的北方炎黄族群，开始向南扩张他们的势力。
当初巴务相占领盐阳以后，似乎过了不久就“君乎夷城”，从此偃旗息鼓。这让一些人十分遗憾：廪君为什么不组成强大的军团，冲出群山，纵横四海，做一个史前的成吉思汗，让后世的巴人也跟着风光风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廪君时代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是一片权力真空，任谁胆子大，就能打天下，其实是大错而特错。
我们来看看那时长江中下游的情形。
当时的江汉平原一带，已经是三苗族的地盘。三苗是传说时期的南方氏族部落集团，分布在“江、淮、荆州”和“左洞庭、右彭蠡”之地，是巴人的近亲，是后来南方苗瑶民族的先民。由于三苗和巴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不少学者在阐述广义的巴人时，也把三苗纳入其中。顾铁符等人认为，巴人本来就是三苗的一支。从早期农耕时代开始，自炎黄二帝到尧舜禹汤，三苗不断与北方武装对抗，双方势同水火。
尧舜禹三个时期，对付三苗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最初是硬干——帝尧时期，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生活在今湖北北部的丹水流域，首领叫驩兜，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在丹水岸边大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
帝舜时期，三苗南移到江、汉一带。“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郭璞）。帝舜击败了不愿臣服的三苗，为根除隐患，还把他们移民到边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使之远离故土。和尧相比，舜以土地换和平，策略有所进步，但做得不够彻底，三苗大部仍退至南方地区。帝舜穷追不舍，终因水土不服，死在湖南苍梧。
到了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部落再度发展起来，帝禹再次率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征讨。战前，帝禹率众誓师，激励士气，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8226；兼爱下》），然后与之决战，大败三苗。“三苗”的称谓从此消失。
尽管史前的南方在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上并不落后于北方，但根深蒂固的王化思想，却让古人形成了明显的民族歧视。古代中原对外族的称谓，一开始还是很规范的。《礼记&；#8226；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吕氏春秋&；#8226；召类》中说，“尧战丹水以服南蛮”，可见所谓的“蛮”，就是指三苗、巴人和南方的土著。
到了后来，所谓“蛮夷”的概念越来越混乱。三苗和巴人，连同所有南方化外之民，都被北方“礼仪之邦”统称为“南蛮”。看看字典上对“蛮”的定义，其中包括“粗野、凶恶、不通情理”，是“野蛮”的简称。对于巴人，先是和三苗一起被称作“蛮”，中间一段时间直接称“巴”，秦汉以后则又常常称之为“夷”。
古代的巴蛮二族虽然在汉水和荆襄互有交融，但大体以汉水为界，巴族固守汉水以西和以南的山地，三苗则盘踞在江汉平原，双方各有其势力范围。廪君冒冒失失冲出河谷，无异于以卵击石。选择在蛮荒山野白手起家，寻找生存之道，倒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们甚至怀疑，历史上这些被统称为“南蛮”的早期巴人和三苗，为了对付步步紧逼的中原势力，彼此之间应该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暗底里或许还有物资和情报的往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到了夏禹时期，巴人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足与三苗抗衡的力量。而此时大禹对付三苗的手段，也隐约有了一些远交近攻的味道。“远交”的对象，就是巴人。
其实在很早以前，北方文明就对长江上游以岷江为中心的古蜀国，以及长江中游以三峡为中心的古巴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黄帝时代开始，南北之间就已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曾有记录：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史记&；#8226；五帝本纪》）
“西陵之女”的娘家，有人说在西陵峡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四川省的盐亭县，距嘉陵江中游的阆中不远。嫘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居若水，一个居江水，都和巴蜀有关，二儿子昌意再与蜀山氏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三的南方血统。难怪后来就连清高的屈原也未能免俗，顺着这条线索把自己的身世和黄帝一族扯上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对巴国的怀柔和渗透，到帝舜时代也没有间断，甚至还派他的儿子无淫去当了卧底：“有琶裰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瘛！保ā渡胶＞�&；#8226；大荒南经》）后来，因治水而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禹，也注意到巴蜀这两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试想，如果能使新兴的巴国为己所用，就等于在三苗的西方山岭和江水上游伏下了一招杀棋，在将来征伐三苗的战役中形成钳形攻势，大大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聪明的大禹随即在重庆娶了涂山氏为妻，也做了巴人的女婿，不费一兵一卒，就与巴国结为盟友。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晋&；#8226；常璩《华阳国志&；#8226；巴志》）
不仅如此，大禹还在丈母娘家举行过联盟大会：“禹合诸侯于涂山”（《左传&；#8226；哀公七年》）。这样，大禹与巴蜀结为姻盟，再次征伐三苗，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誓师和决战。
取得治水和伐苗双重功绩的大禹，志得意满，将天下划为九州（《尚书&；#8226；禹贡》），其中巴、蜀属梁州（“梁”就是桥梁的意思），后来又改称益州。此时的中华大地，已是炎黄独尊的单极世界。为了感谢各诸侯国的捧场，大禹以华夏宗主的身份，在会稽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全会”（约4100年前）。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传递出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古老的中国，即将开启虞夏王朝的先河！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华阳国志&；#8226；巴志》）
在热热闹闹的会场上，巴蜀两国的使者无疑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而且从夏禹时代开始，古代巴国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蜜月期。这段交情，在巴人后来的记忆里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巴国作为夏王朝南部的友好邻邦和战略盟友，在当时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双方亲如兄弟，不仅经贸互通、政治互信，有时甚至还交换干部：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据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太康年间有人盗墓得到它的原稿。原稿为竹简，因此称为《竹书》或《竹书纪年》，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之一。“帝启”是大禹和涂山氏生的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只见过治水工地上父亲忙碌的背影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国君！
几乎同样的内容，在《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
《水经注&；#8226；江水》引郭璞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不少人认为，此处丹阳应在如今的秭归，这位受命于启而“司神于巴”的孟涂，原来家在三峡，和大诗人屈原还是同乡！
沧桑变幻，时过境迁。屈原时代的巴人，早已退隐川东，国破家亡。而孟涂的家乡、神女的阳台，也已沦为楚地多年。屈原生在巴乡而不自知，跑去做了楚怀王的贤臣。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起点，让人依稀听到廪君那一声叹息——
“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
历史，有时就像一台戏，充满了诗意和巧合，甚至还有些宿命的味道。
来历不明的剑
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巴务相的“剑”，究竟从何而来？
这把剑的确有些蹊跷：“乃共掷剑于石穴”，这剑一定是金属质地。可是找遍所有早期巴文化的遗址，始终没有发现金属器物的痕迹。四千年前巴人的土地上，并不产铜！
青铜时代，曾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著名的史前文化，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因为被挡在金属文明以外，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人类最早接触金属，是在制作石器时发现了天然红铜。距今9000多年的土耳其和伊朗，已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红铜器物。红铜熔点高达1080度，古人只有在制作陶器达到很高水平时，才有足够的高温技术来进行煅烧和加工。再后来，人们学会在铜料当中掺入少量的铅和锡，使它的熔点降到*百度，可以用它来铸造更多的工具和武器，这就是青铜。
可是，廪君手中的剑，显然不可能来自土耳其和伊朗。
4000多年前，实际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铜还不能完全替代石器，史学家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古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时间要远远晚于西亚和埃及。我国铜矿储量虽大，但在远古时代，却只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发现过铜矿。当时整个中原地区，也仅有山西南部产铜，传说当地的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一度实力雄厚。
长江的上游和下游，铜矿却很丰富。四千年前的四川盆地西南到金沙江畔，就孕育过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其光芒甚至盖过了殷墟。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铜矿遗址，后来又不断在江西、安徽等地发现古代铜矿遗址。看看我国史前的陶器历史，不论是起步还是发展，南方都不落后于北方。这说明，我国南方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条件更好！
这柄来历不明的“剑”，难道是来自南方？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北方的华夏族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现在看来，这些观念有些不大对头。
对于中国人的起源，向来争议很大。西方历史学家依据20世纪中叶以前的考古资料，形成一个基本理论，即中华文明源自炎黄，炎黄源自西北的氐羌，而氐羌来自西亚。“西来说”曾一度雄辩地主导过国内的学界，也是我们思维惯性的根源。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境内人类遗址不断被发现，古文化的链条趋于完整，这一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云南“元谋人”、鄂西“建始人”、重庆“巫山人”相继面世，加上上个世纪发现的“长阳人”，使西南一带成为我国远古人类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由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等一批学者响亮地提出：“长江流域大三峡，人类演化的摇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理学意义上的大三峡，甚至有可能是所有东亚人最早的家园。
距今五到七千年前，是史前文明大爆发的时期。农业的发展和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原始部落的迅速融合，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已经和现在十分相似。我国夏代以前的这段历史（史称先夏）虽只剩下传说，但随着考古的深入，结合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三大族系的概念，即中华民族的三个主要来源——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中华夏集团以仰韶文化（陕西）为中心，人文始祖是炎黄二帝；东夷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山东）为起点，人文始祖是太昊和少昊；苗蛮集团以屈家岭文化（湖北）为代表，人文始祖是伏羲和女娲！
在苗蛮族群的传说中，伏羲是创世之祖，被列为“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之首，史称“人皇”或“羲皇”。传说他和女娲兄妹通婚，繁育了苗蛮的先民（闻一多《伏羲考》）。这一族群起源于三峡，演进于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