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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完全是凭兴趣速读，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
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
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她能高兴吗？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说，哎哟嗬，这是干吗呀。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
还有一件事儿我记得清，是我四大妈来家里。她曾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那时当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批斗她，剪了她的头发，她因为跟红卫兵抢剪子，把小拇指的韧带给弄断了。到我家来，她戴了一顶帽子，人看着灰灰的，不是我平常见到的状态。大人们关在里屋说
“文革”那些事儿，我在外屋闲来无事，就没心没肺地吹起了笛子，吹的是那首《造反有理》。我爸那个气，出来就呵斥：“外头玩儿去！”事后他跟我说，你害得四大妈“神经”了，居然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唱《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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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生活刚开始，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肩上担着呢
很奇怪，“文革”的最初，我会那么地投入。满脑子都是革命，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后来“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再进校，我上的七十二中是北京二中的分校。说是复课，基本上没有文化课。同年12月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什么的，到派出所办手续，每个人还发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的知青，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写信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写信，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也是真事儿。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进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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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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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余宣传队，作为积极分子，我曾被孤立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