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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西周第十位国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37年。 公元前858～前828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还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特别是猃狁，不时入侵。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国人暴动”后厉王只好逃出镐京，越过黄河，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周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死。
周厉王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以来的改革家，不过他是被记录在反面人物里。厉王行“暴政”最主要是因为“好利，近荣夷公”。那么为什么厉王“好利”，为什么“暴虐”？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看到西周从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到周夷王时，出现了“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局面，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受到挑战，政治经济下降的幅度十分惊人，至夷王之子厉王胡即位时，周王朝的统治大厦根基已经动摇了。周厉王面临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将要失去共主地位，经济走向崩溃的局面：楚竟公然称王，诸侯肆无忌惮地互相攻伐，哪里还把周王天子放在眼里？不景气的王室经济，要承担日渐频繁的周边战争的费用，眼见是入不敷出。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烂下去以至于灭亡；要么革陋除弊，恢复政治、经济上的共主地位。所以，厉王即位不久，就起用善于理财、时称“好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做“卿士”，任命虢公长父担任卿士之职，让他们负起振兴经济和防御外敌的两大重任。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但由于国力不强，很难在战场取胜；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其实，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且周厉王也不是最凶残的一个。
在周厉王统治时期，秦人防守的一支西北部族——西戎反戈周王室，将陇西助手的秦人直系部队——犬丘、大骆的族人消灭了，作为秦人的直系子孙，又是皇亲国舅的秦仲首当其冲，成为剿灭叛军的第一支人马。当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周宣王为轴心的共和制统治集团建立，秦仲被周王室升迁至大夫，领兵逐灭西戎，这场战争是一个有史以来最漫长战争，一打就是很长时间，而且这场战争也很不幸，秦人再也看不到秦仲回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二十年后从战场运回来的是秦仲冰冷的尸体。也幸亏秦仲有五个儿子，但是父亲死了并不能说战争不再往下进行，作为西部守护周王室的部族，子承父业就成了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周宣王让秦仲的大儿子——庄公率领7000甲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战（这让我们想起了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无论战争进行得怎样，报国护驾就是最忠实仆人的职责），庄公没有辜负周宣王的厚望，很快就打退了西戎的军队，并又一次占领了犬丘（徽成盆地，养马的地方不能丢啊！）。后来完成为秦仲报仇任务的还是庄公的两个孙子——世父。
在世父出征前，他对战争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亲征前就确立了弟弟襄公为国家储君，后来世父果然战死的疆场，但有了襄公继承对西戎的征战。
秦人也许从此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情结，子承父业，弟承兄业，留着一场又一场血，最后马革裹尸就变成了秦人必须面对的最后命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一条文化绸带
看远古，我们就像身在云里雾里，我们想与古人对话，可是这飘渺的风景一幕一幕飞逝在眼前，古人的面孔是陌生的，古人的行动是陌生的。秦人，从非子选择与周孝王做生意开始也许就把秦人拉入了一条不归之路，周王室的朝堂上看不到亲人的踪迹，既是秦人就居住在周王室的身边，也就是在睡榻之侧，可是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能力，贫穷和死亡成了秦人的代名词。
就在秦人整天与死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文化已经在齐鲁大地上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公元前781年，当周王室迎来一位极其可笑而又幼稚的成员——周幽王姬宫湦，公元前77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有记录的第一次大地震，连周王室灵魂所在地——岐山也没有幸免，有位幕僚感叹道：“周将亡矣”。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江山在一位名叫褒姒的女人怀里衰落，周幽王也在一笑中把自己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我不知道为啥我们祖先总是将女人比作祸水，但是从读史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惊叹史家的笔锋，那一笔笔堪比刀剑，甚至超越刀剑对人的伤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后来一样佚名的杨玉环、陈圆圆，甚至连有盛唐中兴之功的武则天也不放过。
对于褒姒事件深思一下，就会发现周王室的兴衰与褒姒无关。在周厉王统治时期，周王室已经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周厉王以后实行的共和制，王权旁落，夷南称王苗头给奴隶主贵族们一个新的幻想：既然别人能称王称霸，我何不乐而为之！另一个主要原因我想还是来自人口膨胀，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河姆渡人迁徙的方向是朝北，北京人迁徙的方向是朝南，他们从天南地北都朝向了一个方向——黄河中下游流域。这种迁徙是人口不足以对付来自然灾害的不得已，因为这种迁徙也带来了部族的分化，我们常说现在国人是南腔北调，可是再民族大融合时期，这种南腔北调应该更加明显，但经过数千年的的融合，南腔北调消失了，在生产生活中也发明许多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发明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尤其是青铜农具的使用，生产力提升很快，对付来自大自然威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尤其在我们这种农耕文明特别突出的国家，在很早以前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精细化耕作，一旦人口膨胀，社会财富足以养活贵族，就有很多人不安现状，他们最终选择的一条共同道路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与世界发展史一样，否则也不会出现十九世纪欧美列强入侵中华。我们再看褒姒事件，在奴隶主统治的土地上，女奴隶是没有任何说话权的，我曾看过一本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前社会情况描述的书：南方奴隶主不但拥有自己的娇妻（一般为白人），农场里所有的女奴隶都是自己性交伙伴，而且必须拥有处女权，否则就会杀死那些不听话的女奴隶。既然奴隶社会存在这样的不公平，褒姒作为一个有自己看法的女人，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一个老男人不强作欢颜应该可以想到的。不过事件也有巧合性，当各地诸侯正在为自己怎样获得更多权力发愁的时候，褒姒的这种表现给他们足够攻击朝堂的理由。所以，我怀疑那些进攻镐京的人都是他们买定的，北方游牧民族出人，南方奴隶主出钱，既定的褒姒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且他们还可以选出代表自己权力的新王——周平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齐鲁大地文化的突起已经足以与周文化相提并论。这样都城东迁势在必行。
反正在阴谋、经济和文化的三重压力下，周幽王时代落幕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掀开了一轮新的周王朝历史，史称“东周”，也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各路诸侯再也不听周王室的命令，各自为政相互攻占，周王室就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周王室的这次执政失误却给中华文明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然读历史不是制度历史演变的过程，更重的是我们从变化中追寻人类文明的进程。西周末年，社会的变化才是最终导致迁都的根本。
西周末年，社会矛盾急剧加深，在《诗经》中是这样说的：有的人很安闲地休息，有的人连片刻的安闲都没有，终日劳瘁；有的人很舒服得躺在床上，有的人整天在外面奔跑；有的人听不见外面惨痛的嚎叫，有的人却因残酷的压榨而喘不过气来；有的人悠闲游乐山水之间，有的人为王室而出生入死；有的人饮酒作乐，有的人身怀恐惧；有的人放言高论，有的人却忙碌不暇。前者自然是指那奴隶，后者肯定是奴隶主贵族。“硕鼠硕鼠，毋食我粟”。很明显当时社会上下双方尖锐对峙。社会分化也是当时社会最明显的矛盾，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沐非王臣”，现在变成了“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贵族们之间为土地和奴隶而发生的争斗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土地私有化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对原来只有周王室独家经营的“工商”也开始了私下瓜分。在新旧贵族的斗争中，土地从部族所有向私有化转变成为社会的主流。另外，统治思想的动摇成为周幽王魂归黄土的导火索。周文化不如商文化，在周侵入商后，在文化上大量照搬抄袭商文化，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天”、“神”、“孝”、“德”、“礼”、“法”，商称为“六德”。围绕“六德”周天子做了大量的文章，例如“王权天授”、“以礼尊神”。可是在西周末年，对“天”的神权统治阶级的骨干人物在骨子里不怎么相信，尤其在祭祀上仅仅维持一种假面具，私下里怨声载道，“天之坑我，如不我克”，“昊天上帝，宁卑我潴”，原来在表现上对上天的昭事是要小心翼翼，现在变成了埋怨和责难。而且，从商人接手过来的“礼”周人让其内涵具体化，并附加了为表现“礼”的“仪”，可是后来大家不但置君臣之礼于不顾，且谁也不怕谁，谁也不相信谁了，变成“人而无礼”、“人而无仪”。以宗族为首的王权已经走向了末路，再加上西戎的入侵，没落的旧势力企图维持原状，坚持传统观念，而新兴势力则提出了新的进步的见解和主张，于是进步与保守两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思想上的斗争又随着社会的加速根华和学术地往下移而日益激烈。这样就产生了春秋时期文化“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从东都洛阳到齐鲁大地的文化绸带。
我们的秦人依然处在与西戎的战火中，和中原各诸侯王国的交流越来越少，文化与经济落伍就成为必然。。 最好的txt下载网
羌笛东进（1）
周平王在不得不情愿的情况迁都洛阳，虽然还占据着中原共主的地位，可是地位已经与西周的任何一位王室成员都不可相提并论。周人虽然在怀疑“天”的权威，但那是私底下说的话，尤其是在有其他人在的时候，“天”还是存在的，因为失去对“天”的祭祀权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稻草——仅剩的一点尊严和地位。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某日祭祀大典：一群破衣烂衫人拿着祭祀用的神器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拥簇着一位垂头丧气人，这个人虽然还不至于面黄肌瘦，但早已失去了王者风范，就像落水凤凰——不如鸡，这群人的后面紧跟着一群衣服华丽但赤手空拳的人，他们兴高采烈的探讨着今年的收成，领头的这只落水凤凰突然想结束这样惨败的祭祀形式，并且得到了前面那一群人的认可，可是后面的人不答应，祭祀还得这样进行下去。其实，在西周末年和东周初年，祭祀就是这样进行的。
周平王弃镐京而去，作为当时豪华都城，镐京不可能让西戎人居住下去的，尤其是和西戎人有深仇大恨的秦人更不允许这样就丢掉周王室的尊严，更何况追认起来秦人还是周王室的皇亲国戚，西戎人走到哪里哪里就应该是秦人的战场。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秦人守据西戎人，那为啥西戎人却在不消灭秦人的情况下攻破镐京？我们从西戎的成分中就不难看出，西戎其实是周王朝对西部不服王化部族的总称。在这儿我更喜欢使用部族这个词，而不是司马迁及后人称谓的少数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始至终演绎着分与合，所以在西部游牧民族的来历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我希望所有国人不要拿少数民族来称呼他们，或许有一天经过我们的追踪溯源，他们在很早以前还是我们一个锅吃饭的兄弟。从西部的地形我们不难看出：绕过秦人据守的徽成盆地（包括天水、宝鸡等地）进入西安，有一条路要比这个路还要平坦，那就是从平凉绕道榆林，这条路上唯一的据守点就是延安地区，而延安地区的地形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沟壑壑，虽然远一点，但骑兵行走很方便。也许当时西部不服王化的部族就是沿着一条路将已经衰落的周王室成员赶出了三秦大地（当然内应也是不要的）。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秦人庄公已经和西戎打了多年的仗，并且收复了犬丘等地，对西戎的战争中已经处于主动地位，虽然已经成了廋骆驼，但是国家根基还在，尤其是这时已经变成了襄公执政，国家的人力财力有一定的优势，面对周王室的东迁，镐京废弃，襄公那鹰一样的眼睛从在西部寻求战机转向了对镐京的争夺。
向东，向东！向东去。
也许这个决定襄公犹豫了很久，但是指望衰败的周王室回朔镐京已经不可能了，要想继续跟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