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剑锋- 第7部分

　　战国初期，各路诸侯的心胸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霸，也就是说社会潮流已经从“霸天下”转变为“王天下”。周王室的光荣一去不返，像孔夫子倡导的“礼治”已经没有人吸引力，虽然此时，鲁国还将周礼奉若神明，还在梦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幻想中挣扎，可是很士大夫们的态度已经将鲁国的国君不当一回事，城市已经一个建立起来，其繁华程度已经亚于鲁国都城，当然中原诸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对都城威胁从来没有像鲁国这样压抑。当然带来这一局面的是铁制生产工具推广。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推进社会发展最直接，也是最强大的动力源，旧势力再也没有回天之力，尤其解放奴隶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旧的诸侯王国就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堡垒。

　　“霸天下”这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个人努力的结果，在生产水平比较均匀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成为最简洁的方式，谁拥有的军队势力越大，谁拥有卓越的军事指挥人谁就拥有发言权。可是在“王天下”的大环境中，军事力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家势力，秦国与魏国的战争怪圈其实就是因为秦国国力不及魏国，所以战争在开始之前就注定秦国无法取得战争的发言权，即使拥有再高名的军事指挥家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怪圈越来越怪，最终导致战争损失越来越大。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即使两个人的身体条件相差无几，身后站有几个帮手的人肯定会打胜，这就是军事所说“势”；如果一方手中拿上刀，即使另一方有四五个人站在后面摇旗呐喊，他也注定会失败，这是因为这个人手中拿的是战斗工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器”，这也是生产工具；还有一种可能，一方人高马大，我想这样即使另一方也有四五个人也会注定失败，因为你没挑战对方的实力，也就是国家中的“经济”。我们把“霸天下”时代看作两个身体条件差不多人打架时代，谁后面站的人越多，谁的胜算就越多；而到了“王天下”时代，敌对双方就变成了两个身体条件不一样的人打架，站在后面的人已经不是决定打架胜负的关键，而是身体条件。我国著名的军事指挥家孙膑和庞涓就是在斗经济和斗军事势力的环境中诞生的优秀人才，也是兵家“王天下”理论的奠基人。但兵家注定不能造就一个国家实力，它只是应用这种力量。

　　所以，齐国会失败，魏国也会失败。

　　秦与晋作为联姻构筑起来的联盟国家，自公元前628年崤之战之后，秦国与晋国之间的战争到底进行了多少？下面我将《史记——秦本纪第五》中记录的摘录下来。

　　公元前627年，穆公“复使孟明视等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

　　公元前620年，“晋赵盾欲立之”，“秦以兵送”赵盾“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

　　公元前619年，“秦伐晋，武城，报令狐之役”。

　　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

　　公元前615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chou）馀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

　　公元前601年，“晋败我一将”。

　　公元前549年，“救郑，败晋兵于栎。”

　　公元前546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师。”

　　公元前455年，三家分晋战争开始，秦晋之好再不存在。

　　公元前419年，“晋城少梁，秦击之。”

　　公元前381年，“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公元前361年，“与晋（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公元前359年，“与晋（魏）战于少梁，虏其将公孙痤（cuo）。”

　　公元前358年，秦国新君赢渠梁即位。270年间，大战12次，秦国越战越贫穷，越战人口越少。痛定思痛的秦国新君赢渠梁似乎看到了这种天道，一道《求贤令》情神并茂，声称：“宾客群臣中只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的，我将加官进爵，并共享国家。”这道求贤令果然吸引了很多东方学子，其中也包括后来让秦国富强的奇才——商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章　　　变法下的亡灵
赢渠梁的《求贤令》我已经找不出来原来的版本，只有在《史记——秦本纪第五》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间公、子出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逞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鄙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是一篇可以流传千古的情声并茂文章，不过我估计真正的《求贤令》应该比这个好得多，因为太史公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儒家学者，他从心里面鄙视秦朝，即使是在他认为极其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情况下，在自觉不自觉中就对原来文档进行删减，这样的事情在后来的《永历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撰中可循照章。不过，有这些文字足以让想干一番事业人心潮澎湃。

　　在中国历史上非君主实现自己全套政治梦想的人屈指可数，公孙秧算是凤毛麟角，后来公孙秧被秦孝公封地商，后人称“商鞅”，它所进行的变法被称为“商鞅变法”。

　　本来对于商鞅变法我不想多说，因为电视剧《新大秦帝国（第一部）》已经把商鞅变法的前前后后交代得很清楚，但是商鞅变法作为奠定秦国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军事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还得啰嗦一些。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或濮阳）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应秦孝公赢渠梁求贤令人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强。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赢渠梁，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赢渠梁大喜，公元前356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主要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经过秦孝公的强制推行，秦国上下为之一振，深受民众的欢迎，治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公元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惠文王赢驷即位，商鞅受“车裂之刑”，被灭族。

　　其实商鞅变法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王国的雏形，为以后的秦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和社会改革方向。所以，我们必须从商鞅变法的内涵来说，下面我将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一、政治方面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斩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制定二十级爵：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作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2）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今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　制度。

　　（3）实行什伍制度：秦国的都城、乡村、小镇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在变法前都作为基层行政单位。为了便于管理，编发要求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二、经济方面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2）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

　　（3）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三、社会方面

　　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从以上内容中，我有两点理由必须摘录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一是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虽然是建立在抑商激农的基础之上，根本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鼓励人口增长。但是，统一度量衡却为在全国商业流通奠定了基础，毕竟商品需要流通起来才能创造价值，“囤奇货”卖出好价格才是商人存在的理由。二是实行爵位奖励制度，打破世袭封分，给新兴阶级一个希望，尤其是自由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奴隶争取自由的动力更大，毕竟奴隶在旧势力中还是依附，他们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商鞅死后，秦国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变化，旧势力再也没有能力阻挡社会前进的步伐，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摆脱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尽管商鞅先为变法入秦，后却以殉法死秦，但这始终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续不该，为弱秦变强秦开辟了一个坚实光明的前途。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点题外话，电视剧《新大秦帝国》（第一部）中选用了很多山村场景，可是导演却没有农作物历史的常识，居然把山村的农作物认定是玉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农村是不可能种植玉米的，玉米作为美洲作物，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传入中国的，这个就像你拍摄明朝的电视剧或电影，千万不要把镜头对准马铃薯和红薯一样。不过，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从典籍、地理条件和战争发展倾向来猜测，由于秦国与北方游牧部落战事频繁，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正是匈奴崛起的时候，匈奴人的东游西走的习惯以及与食物需要，小麦应该就在那个时候进入我国北方地区，但种植面积应该不大，无法与粟、黍、菽等谷类农作物相提并论，小麦大面积推广种植还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功劳。

　　战国时期的诸侯们一点也不清闲，国家富强之后他们首先选择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动新一轮战争逐鹿中原，实现自己以及后来者“王天下”的梦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兴兵求鼎
商鞅既然推进的是法家理论，虽然最后把自己也埋进了黄土，可是以法家思想管理国家就融进了老秦人的血液，尤其是县制作为基层管理单位的建立，为地方形成区域性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这样就在秦都城——咸阳下面形成了许多小的城邑，实现区域性人口的集中和发展，为今后的战争输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为了推进变法，商鞅创举了一把火，烧了儒家思想两本重要文献——《诗经》和《尚书》，这是我国历史上举向书籍的一把火，开创了中国历代王朝禁毁书籍的先河。当然这是后事，我后面再作讲述。

　　“鼎”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代表国家统治权，有典籍记录的第一次“问鼎”事件应该是楚庄王创造的，当然既然有人开了这样头，就有后来人不断寻思“鼎”的重量和下落。那么，“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哩？据《春秋左传》记载，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后来辗转传到周朝，成为传国的象征。对于楚庄问鼎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