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在父母身边，拖家带口地日子过得令人担心：明明强调计划生育了，他却养了四个孩子，弄得整天狼狈不堪，为生计奔忙；早些年就谋划着盖新房的，直到今天仍是纸上谈兵。湾子
里不少人家盖了楼房，父母亲羡慕不已，可人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做兄长的有心相助，无奈兜里“孔方兄”少，只能帮点小忙。
屈指算来，我离开张瓦匠湾已经二十八年了。乡音已改的我，每次返回故乡，都好生奇怪：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田地村舍……怎么还是儿时的模样呢？
张瓦匠湾村名依旧，人的精神状态也依旧么？
这儿曾经是江青蹲点闹土改的地方啊！它距县城纸坊和古镇金口都不到三十里路，离喧闹的大都市武汉也才六十华里呀，我的质朴的乡亲的门楣上怎么至今仍写着个穷字呢？
显然，我过高地估价了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远离故土，我无权责问我的乡民，只把希冀投向笔端，向我的故乡遥远祝福，企盼我的乡邻我的亲人能沐浴改革的春风，尽快地摆脱贫寒，走向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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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那月
翻过“不惑”的门槛，就急了，白发催生，皱纹满面，眼底便吊起个大袋子来，想要网住岁月的尘土，在眼帘过滤。过了四十岁的男人，日子不是过，是绮想，是做梦，是恨不能即刻“知天命”，抵达命中注定的境界。而临近这个岁数时，即使身强力壮，心便开始老了，老的标识之一便是健忘，且容易陷入回忆。
忆即是追记，回呢，便是回到从前。哦，曾几何时，曾几何时……
半年的“高中”时光
1969年秋，无书可读的农村伢听到一个好消息：武昌县革委会批准，在邻近金口古镇的范湖乡开设一所高中，凡初中毕业者皆可报名。我正在此列，便拎着咸菜罐背着行囊顺利入学了。
名曰高级中学，其实就是在一片平坝上修了两憧房子，整了个操场，校门前竖两个砖垛子，上边架个弧状铁框，框上标几个大字而已。
学校只这样子，学生却多得住不下，可见求学的农村伢并不在乎吃住。我家离此甚远，每半月回家一趟，背米在食堂搭伙，自备酸腌菜，腌豆豉之类的咸菜，适当交几块钱的搭伙费和小菜钱，便算是解决肚子问题了。
老师人数不多，却是县内的教学尖子，都极负责，备课一丝不荀，授课滴水不漏，生怕求学的参差不齐者再失去长知识的机会。我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只读了小学六年书，整个初中三年，几乎没摸过课本。因此，我所在的高一年级，上的却是初中的课，老师戏称“回炉”。
课余时间，全校唯一的篮球场上，总是人满为患，那时候师生感情融洽，球场上你争我夺，争吵嘻闹是常事。宿舍呢，是几十号人一间房，都睡上下辅结构的“两层楼”架子床，只是床与床紧挨着，空间太小。记得好友刘家林练健子肉，是找的两根棍子。他将木棍往床
两头一架，便是“双杠”了，他是每天早晨在“双杠”上折腾的，最高记录达到一百个来回。家林是品学兼优者，后来成了武汉大学教授，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同学中还有邱天金，他如今官拜六品，是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还有许多同学，尔后都较有出息，
有的当了乡镇长，有的从艺、从文、经商……只是多年不来往了，名姓淡忘了。
在范湖读书，上课下课，没什么特别的印象。若不是县剧团招考且有幸被录取，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清苦的半年，存留在脑子里的烙印似乎仅有一个字：饿。一日三餐清汤寡水、咸菜伴饭，肚子越撑越大。晚自习过后躺在床头的时光最难打熬。每半月一次的期待，便是在家里狠捞一把，可那时母亲作难，肉是没有的，鸡有，但学费和一家老小的油盐钱全指望着鸡屁股哩，最大的奢望，便是破例让我独吃一碗蒸鸡蛋。吃蒸鸡蛋也有代价，我得步行30多里乡间小道，第二天背米带菜，再步行回到范湖寄居地。
在“京剧训练班”里
1970年2月的一天，我成了“武昌县京剧训练班”的学员。
武昌县革委会驻地在纸坊镇，这里自古以来盛产楚剧。“样板戏”高潮席卷祖国大地的时候，楚剧团被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武汉青年京剧团的一帮人。在楚剧团尚未遣散的时候，我们训练班借住在一中校舍，武汉青年京剧团的演员当老师，我们练功排练都在一中的大
礼堂。
学员中，我属于偏大的，已过16岁。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叫小明，才十岁。练功教练是个清瘦白发老头，我们都喊他方老师。教唱的老师姓何，老单身，嗓子好，人也长得清秀。据他讲，自己是大师郝寿臣的门徒，有照片为证。在排现代京剧拆子戏时，我演郭建光，排第五场，指导老师姓唐，据云是“武青”的台柱子。
提起练功，则说来惭愧。十六七岁的年纪才开始压腿、下腰、拿大鼎、打飞脚，练旋子、扎蛮子、打小翻……实在是太晚了。可同伴们都很刻苦，我也就不甘落后。疼我的老师便劝：
身子骨不行了，就重唱吧，你嗓子条件不错，就是音域不宽，要下苦功练。
半年左右吧，“京训班”排练了《红灯记》折子戏和《沙家滨》折子戏，正式向县领导作汇报演出。记得当时正值全县开个什么会，大小头头近千人，那次汇报演出，我的“郭建光”
轰动全县，一时成了“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你“郭建光”，心里美滋滋的。
这以后，武昌县京剧团正式成立，全体学员都从农村转了户口，吃上商品粮了，老师和学生弹冠相庆，从一中搬进了楚剧团，可怜老剧团的人员被遣散下放，成了游民。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到全县各区镇，作巡回演出，十月间，还随县革委会组织的慰问团，远赴鄂西北焦枝铁路建设工地，为武昌县民兵团，咸宁民兵师和工程兵部队所在施工点演出。
别处的演出情景忘了，在均县山沟里的一场，却记忆犹新：部队和民兵，当地老百姓围观的木板舞台上，“好人”与“坏人”正在紧锣密鼓“开打”，一武功尚好的老师演“坏人”，
从内台一排小翻翻到台前，大抵是距离估计错了，翻到台前仍未停住，竟从空中一家伙砸在人堆里，，引出一台可笑的戏外戏，台下人哄笑不已，后台演员目瞪口呆，这戏还怎么演呀？ 好在掉到台下的是“坏人”。“坏人”灰溜溜从台下爬起来，朝观众做个鬼脸，绕到台后躲了，观众笑一阵，就又聚精会神看节目。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看节目而且是专业团体演出，于老百姓是件奢侈事。
密谋参军
1970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我从剧团出门上街，被一个高个子解放军叫住了：
“小鬼，你是不是剧团里的演员？”
“是呀，您找谁？”
“找你呀，‘郭建光’同志！”解放军是四个兜的干部，亲切友善。
我愕然。解放军自称姓江，是来招兵的。他说他看了我的演出，他们部队文工团很欢迎我去，问我想不想参军。
我喜出望外。那年月，当兵谁不想啊！于是便询问，怎么报名，怎么联络，如何脱身，江干部告诉我：部队同时想要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李玉和”。
按照约定，我在单位报名参军。很快，团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培养你，老师们教导你，是希望你往后挑大梁，在团里当台柱子。当兵的事就不必考虑了，领导不同意。
我一听就急了，就跟团长吵。吵着吵着团长也急了，明确告诉我：“你走不了。县人武部的人晓得你跟接兵部队的人串联，革委会袁主任都晓得你想走。莫做梦了，你走不成！”
团长如是说，我傻眼了，偷偷溜出门去找江干部，想哭，江干部安慰我，说只要你有决心，就能参军，我说人家不批，决心顶个屁用啊？江干部说：问题是你想不想辞职，你有决心辞职，我就有办法包你参军！
“我辞职，您能肯定让我穿上军装？”
“肯定！军中无戏言！”
“好，我这就走！”江干部见我主意已定，就嘱咐我：“部队首长说要你要定了。你放心吧！你只要从农村老家报上名，就等好消息吧。你辞职不要张扬，悄悄地走就行了！”
吃了“定心丸”，我就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剧团宿舍，我就卷铺盖行李，用棍子挑着就往汽车站跑。收行李时就有人打报告，我一出门，方老师带着几个人就追来了。追到车站，方老师就拉着我不放，其它几个人就把行李抢去了。正扯着，团长气喘吁吁跑来了，后面还跟来一位矮胖矮胖的军官。
团长气恼地说：“小张，你这样偷跑，太不象话了！”
我争辩：“怎么叫偷跑了，我大白天走，我回农村当农民，不在你剧团干了，怎么不行？”
矮军官发话：“小家伙，接兵部队说你回农村就能当兵，他们说话能算数吗？”
“算数！噫，你怎么晓得他们……”自知失言，便低了头，只听矮军官怒道：“由他去——看他怎么参军！把他的行李带走，让他回去！”
这一吼，扯的人，劝的人就散了。我一睹气，便空手搭车回到了农村老家，可这一等，竟是半个多月，天天象掉了魂似的。这期间，剧团的好友舒帮胜和项经少来过我家一次，告诉我那天放我走的矮军官是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得罪了他，这回祸闯大了。
这一年新兵入伍时间迟了半个多月，迟的原因，出在我身上，这是江干部后来告诉我的。 原来，江干部把我的名字夹在了全区三百名新战士中间，是一种预谋。接兵部队与地方区人武部确定人选时，三百名前一半顺利通过，轮到我时，卡壳了，这一卡双方便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僵持近十天：区人武部接县革委会袁副主任命令，坚决不许张立先这小子参军；接兵部队首长也有指示，区里不放张立先，整个金口区三百新兵一个不收。
结果呢，接兵部队赢了，县里不愿意因区区张立先而完不成全年送兵指标在省里挨批，妥协了。有趣的是，新兵入伍时要到县城集中，还要开欢送会，上街游行，两旁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哩。
1970年12月31日，是我17岁生命中最为得意的一天。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夹裹在人们羡慕的目光里，感觉到浑身是劲，仿佛每个细胞都要爆炸。
人丛里有人叫我，是好友舒帮胜和项经少，旁边还有方老师和其它京训班时的同学。我们这支未戴领章帽徽的队伍正在行进，我只能向他们招手示意，挥手道别……
无歌的童年
每当我路经温馨如家的幼儿园，总要驻足凝眸，望见嘻戏玩耍天真活泼的稚子，总会心生暧意，眼睛发潮。我知道，我是在羡慕，同时也在妒忌哩。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只有片断，只有苦涩。
童年，在我的生活里只有忧伤，只有祈盼……
文昌阁的“年饭”
穿开裆裤的年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1959年末，生产队库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这是后来知道的真相。位于鄂南丘陵地带的郑家垅、汪家坊、张瓦匠湾三个自然村，同属新屋乡同升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烟囱不冒烟已持续两年了。这年我刚“背起书包上学堂”，父亲在煤矿当工人，母亲在胡家岭卫生院做勤杂工，家中只剩年迈的奶奶、弟弟和我。队里食堂设在一座名为文冒阁的破庙里，每人每天的定量为四两米。记得有一天，通知吃年饭，奶奶便柱着拐杖，我背着弟弟，兴冲冲地赶往里把路远的文昌阁。
听的消息晚，却去的早了，大概“年饭”这两个字太诱人食欲了。奶奶叮嘱我别跑远，就与同样提前跑来的大人扯家常。我牵着弟弟去侧庙看神象数罗汉，不知是文昌阁神象和罗汉不多，还是饭菜的浓香诱惑太大，闹不清怎么回事，我和弟弟与另一帮孩子约好了似地，都瞪着眼张着嘴一脸谗想出现在庞大的四方格蒸笼面前。
开笼了，只见四个大人站在灶上一声吼，便搬下一层热气腾腾的钵饭。钵子很大，可惜是菜米混合，而且只有大半钵。眼见着大人们一层层搬上搬下，又往蒸熟了的米饭里掺冷水，闹不清是何道理，便多嘴发问，认识我的叔叔拍着我脑袋，愤愤地说：“你哪里闹得懂哟，伢
也，人家在田里亩产万斤，老子在这里每钵半斤！哼，明明只有二两，却硬充半斤——娘的×，一吃就饱，一放就饿，老子日他祖宗！”
他骂归骂，依旧干活。多年后我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原来这“一吃就饱，一放就饿”的发明创造者不是他，这“绝活”是他在外地学来的，这种蒸熟了再掺水蒸的饭有个名称，叫“二水饭”；满满一钵填进肚里，撑饱不成问题，可撒一泡尿肚子又空了。
开饭的时候到了，每人一钵菜饭，稀稀的鼓得老高老高。两家老小共一罐骨头汤，小孩子不敢动，奶奶就和另一位奶奶在罐子里争抢骨头，先是筷子幌，继尔是手捞，捞着捞着嘴里就不干净，就夺起罐子来。夺的结果是，罐子摔在了地上，汤没了，骨头也脏了。弟弟见状，哇地一声哭了，接着是我哭，奶奶也哭，她哭着哭着就与那个奶奶拉扯着打了起来…… 童年里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顿“年饭”。这顿饭吃完没有，两个奶奶谁输谁赢，脑子里没有信息贮存，可那位叔叔的话，和他蒸“二水饭”的情景，怎么也忘不掉。
最香的一顿米饭
1960年春，我最向往的地方，是母亲所在的卫生院。那里有慈爱，有温暖，还有饱饭吃。 记得有一天，我想母亲了，对奶奶闹着要去。奶奶在园子里掐了一蓝子菜苔 ，我拎着、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母亲身边。母亲又惊又喜，把我搂在怀里关切地问“肚子饿不饿？” 我点头，母亲顿时便沉下脸，起身到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