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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是典型的旧式学者，虽然具备很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鸿章就曾嘲笑翁同龢：“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7）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传统国家，尤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同样是《纽约时报》，早在报道光绪学英语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发表的一则述评，就一剑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国的症结所在：《 “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欧洲人如何看待“四书”、“五经”，但它确实“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四书五经的禁锢压制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个性，抵制创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中国人思想日益狭隘，死气沉沉，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禁感叹道：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当时全国通晓西学、锐意变法的人少得可怜。据严复估计维*与守旧党是一与千之比，“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至于广大群众，“知时事之危急者万无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图维之者，亿兆无一焉。”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顽固势力也相当强大，更何况其他各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8）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如同黑夜里最嘹亮的一声号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梦。他无情地指出，当日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人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
福泽不但认为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日本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民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身份等级，界限分明，“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也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几千万人民就像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日本人缺少西方人的朝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部蜚声全国的著作，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文明观，为日本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开了一副卓有成效的良方，也为明治天皇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使我想到，今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仅才三十年，就有人开始鼓噪“中国没榜样”了。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误国口号居然在全球一体、互相学习的今天喊出来，实在令人悲哀。
沉睡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清醒的人。当年，大清国的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长江上鼓浪前进，势不可挡，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康有为就对中国由于列强环伺而潜存的危局深表忧虑，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皇帝，“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一举动在当时上下麻木、讳言变革的氛围中，几乎无人支持和理解。大臣斥之为“狂生”，士大夫们“群疑交集”，对康有为多有攻击之语，连友善者亦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受此打击，不禁发出愤激之语“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又“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杉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1）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之路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分别作为领导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两场运动的精神“教主”、启蒙领袖，都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中日两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中，被推向历史前台的。作为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们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于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也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启蒙之路。
一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
§戊戌变法的尴尬处境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临近午时，行刑时间到了。 “六君子”被推上刑场强按在地。谭嗣同大叫：“某有一言！”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扭头不理。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悲愤地仰天长啸：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刚毅提起朱笔，将六个名字全部勾掉，掷笔于地。六名刽子手同时抡起钢刀，六颗头颅同时跌落尘埃。红雨纷飞，遮天蔽日，菜市口一片血腥。其时，杨锐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有一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山河无语，苍凉浸骨。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说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 想看书来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以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国民与政府在构成国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著《论自由》中有一段话，是对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现实最好的注脚：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的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作而给扼杀掉了。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成为彻底的“孤独的人群”，蜕化为到“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