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叛乱逆贼”盖过了“农民领袖”
§从叛贼到英雄的西乡隆盛
相反，西乡隆盛的死后哀荣，则可谓空前绝后，无人比肩。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颇值玩味。正是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精神的不同。在陈平原先生所著《西乡铜像》一文中，我们可以尽窥原委。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在西乡举兵那一年（1877），中国派出了第一任驻日大臣何如璋。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在这位维护纲常名教的钦差大臣眼里，西乡隆盛无异于就是洪杨之流的“寇首”，招致不法之徒公然犯上作乱，实乃不可饶恕的乱匪贼人。何大使还在《使东杂咏》中不屑一顾在嘲弄西乡：“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也许大使先生也困惑了：何以此等“贼人”，竟然也讲“忠义”，尽管拿鸡蛋碰石头，居然还“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那时的东京，“西乡隆盛”是个热门话题。初踏东瀛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西乡隆盛复杂而暧昧的态度，甚至有的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比如游历东京的大名士王韬就认为西乡是因为恨“功高赏薄”才冲冠一怒，而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也断言：“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
把西乡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当作成天计较“功高赏薄”、“愤爵不平”的官迷政客，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这是标准的中国式逻辑。也难怪王韬、黄遵宪等人一叶障目，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像石敬瑭、吴三桂这样朝秦暮楚、贪名图利的人还少吗？
直到有一天，王韬应谷干城中将之邀，读其诗，听其言，才略有所思。谷干城在当年征讨西乡隆盛的政府军中担任主将。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恨不能将对方食肉寝皮（太平天国运动中敌对双方报复手段之残忍血腥，互相之间的诋毁谩骂，便是佐证），没想到谷干城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轻慢，反而颇多敬畏。王韬记载：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8）
来自敌人的尊敬是最大的荣耀。也许正是这种对西乡颇多同情的“民心”，才促使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随着对西乡事迹的深入了解，黄遵宪也一改正邪黑白之高调，不再囿于“忠臣逆子”的道德评判，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满纸风云之气长歌当哭，慨然为西乡招魂：“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如果以为日本人仅因“追念前功”而对西乡隆盛“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那还是大错特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建筑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实雄厚。
西村茂树是日本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在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西乡“谋反”的前两年，他就发表了著名的《贼说》。西村论述道，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因为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贼”之诬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害一方者才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视“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这对于一直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动一课；而用来解释西乡的举兵造反，则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
而更能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的一篇文章。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骂之以“国贼”的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尖锐地批评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
福泽洞若观火，高瞻远瞩，针对当时日本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深深佩服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的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是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
西乡隆盛对中国人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早在一百多年前，西乡隆盛的事迹已在中国大地人所熟知了，他给予无数仁人志士果敢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决心。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大公报》撰写连载文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目睹国家的衰弱，民族的忧患，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他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大声向公众宣传“从容赴死主义”：
我们不应该把死看得那么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时候，更要死得从容些，大方些。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正义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时，作为维新派主将的谭嗣同毅然选择了以流血唤醒国人的道路，梁启超奉劝谭嗣同逃往日本，谭嗣同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其弦外之音，乃是自己愿作月照杀身成仁，而勉励梁启超能像西乡隆盛一样，最终完成维新事业。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上野公园瞻拜西乡隆盛的铜像，想起谭嗣同对他的期望重托，不禁热泪涌流，力量倍增。不仅是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西乡隆盛有崇敬之心，革命元勋黄兴在1909年途经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时，特地亲自前往祭扫西乡隆盛的坟墓，以示尊敬。
颇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少年时代便对西乡隆盛十分熟悉，1910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五十里外的湘乡县读书时，曾手抄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寄回给父母亲，这首诗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中毛泽东改了其中两个字，“男儿”改为“孩儿”，“死不还”改为“誓不还”。四十多年后，毛泽东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毛泽东沉痛地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有西乡隆盛诗中的影子。
那么，同为黄河东海，同样万里胸怀，到底为何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形象反差如此之大？他们身上是否蕴藏着更深层次的个人因素？
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1）
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同途异运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他们都是上天派来的智慧使者，是来去匆匆的神祗精灵，悄然路过人类居住的这个遥远星球，在尘世的心灵撒下无数悲欢交集的情感种子，就悄然消失于茫茫星空，无踪无迹，任我们仰望苍穹，无限惆怅。
清代雍正年间，江南地区丝绸纺织业盛极一时。时任江宁织造的曹罾裣拖率浚嗖徘谘В胍桓雒蟹频闷郑课率慷俚挠⒐砍裆倘私嵯铝松詈袂橐辍７频闷殖１环钗芗易霞驯觥Ｋ对ú式√福坏茴传授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讲述英国王室的情况，还绘声绘色地讲到远在重洋之外，他的祖国有个叫莎士比亚的伟大天才，一生写下无数传奇之作：《罗蜜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那些闻所未闻的莎氏戏剧，千回百转的莎氏故事，让曹疃继萌缱砣绯眨詹荒堋Ｓ幸淮危茴忽然感觉屏风在动，绕到背后一看，竟是他的儿子曹雪芹。原来曹雪芹每次都悄悄躲藏在屏风后面，和父亲一起聆听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听得入了迷。按照中国的礼法，妇女和儿童是不许参与这种正式场合的，幼年曹雪芹被父亲狠狠责骂了一顿。
这个有趣的故事记载于1874年出版的《龙的帝国》一书中，是菲得浦的孙儿威廉追述他祖父的*。我们也许无法据此确定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莎士比亚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曹雪芹早年就知道莎士比亚并听过他创作的很多戏剧故事。中西方两位旷代罕有的天才，相隔一个多世纪后，超越时空的阻隔，在此神交意合，邂逅共鸣了。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一 文人并不都是吃香喝辣的
§“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开篇这首不起眼的小诗，滴泪为墨、研血成字，道不尽千古文章的无尽苍凉，说不完万代文人的际遇辛酸。“文章憎命达”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身上得到同样的应验，他们少年家境衰落，中年历尽磨难，晚年痛失爱子，且都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但不同的人生经历背后，却是不同的曲折命运。
曹雪芹终其一生的凄凉落拓，感怆悲零，想必中国的读者早已不陌生了。翻开一部巨笔微雕、沧桑满怀的《红楼梦》，兴衰之速、境遇之奇、人情之薄、悔恨之深，岂止“小说家言”，而是曹雪芹一生心路风霜的大折射。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奶妈（即皇家专门的“保母”），祖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奶兄弟“，又是康熙最亲信的小侍卫和伴读，两人是“明里君臣，暗里兄弟”的关系，曹寅还曾密助康熙铲除权臣鳌拜，立下汗马功劳。康熙皇帝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极看重人伦亲情，为了酬报保母孙夫人的养育之恩，特意派遣她丈夫曹玺到南京去做江南织造监督，曹家先后三代四人担任这一肥缺要职。康熙南巡有四次由曹寅接驾，场面之盛，荣宠之深，借《红楼梦》中赵嬷嬷之口说那真是“千载稀逢”，“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这一次更值大书特书。这一年康熙帝再次南巡，保母孙夫人已六十八岁，照规矩先叙国礼（君臣主仆），再叙家礼（母子尊幼）。康熙见到孙夫人异常高兴，一把扶住她对周围人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哪！”其时适逢庭中萱花盛开——在中国这种花是慈母的标记象征，康熙一时感念莫名，亲自为孙夫人手书一巨匾，上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表达自己对这位幼年保母终生难忘的感恩之情。皇帝亲自赐书，标志着曹家荣宠已极，一时在江南传为盛事佳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2）
康熙对老保母一家的恩眷还有增无已：不仅将曹寅擢升为通政使——三品大臣，位在“九卿”之列，还特意将曹寅的大女儿指配给了皇家宗室平郡王讷尔苏作为王妃，实际上是将曹家的“包衣（奴隶）”身份提高到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在清代，将低级旗的人提升到高级旗，叫做“抬旗”，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特别恩典）。曹家备受皇恩，鸿运当头，随着康熙朝的六十年盛世，享尽了人间富贵繁华。
然而富贵盈室，莫之能守；君恩难恃，兴衰异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严苛帝王，登基之后立即颁布了数不清的紧急诏令，针对当初与其争位的诸位皇兄及其党羽，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清洗。由于在皇子争位中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曹家受到雍正严酷打击，以“亏空”之罪被交与怡亲王胤祥严加看管，这是雍正的一份亲笔朱批奏折：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你得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贯（惯）了……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这份杀机隐隐、玄机重重的雍正特谕，至少确切地透露出几条信息：曹罴乙驯蝗∠恕懊苷圩ㄗ唷钡奶厝ǎ蛉胧苤瓶垂艿睦涔徊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