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满了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总体基调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8）
梁启超曾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还是没能看透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脚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愤愤难平地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不是李鸿章的牢骚之词，而正是当时清廷上下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对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无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账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旦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此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顽固派“举朝狂吠”，大谈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悠悠之口，众论一辞。李鸿章常常感慨种种计划“终不得放手为之”，“其功效茫如捕风”，心境日益懈怠悲凉。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扑腾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也窝囊了一辈子！而他的孤立无援，也与清廷之中无人能主持大计密切相关。同光年间，慈禧挟小皇帝临朝，无识无才，竭尽操纵、驾驭之能事。李鸿章虽位列阁首、人称“相国”，不过是虚衔。他从未进入军机处，一直处于“外臣”的地位，朝廷重权始终掌握在皇室亲贵手中，令他常有力难从心之感慨。那拉氏虽然善玩权术，却不知兵机，不察政理，瞎马临池，昏庸苟且，以雄才大略自视甚高的曾李师徒，却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颐指气使，瞎乱指挥，其胸中幽怨不平之气，自可想见。难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为李鸿章悲叹不已：“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鸿章听了，只好“默然”。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堪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1）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东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正扮着农妇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在前往西安的乡间土路上。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白金汉宫，西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也正在衰病之中度过一生最后的日子。上帝似乎不再眷顾这位幸运的女王：儿子、孙子意外病故的噩耗接连传来，在一连串雪上加霜的打击面前，她的病情日益恶化，精力一天天衰竭。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女王依然拖着沉重的病体表现出对政务一如既往的关心。12月中旬，她还不顾宫廷御医和顾问们的反对，坚持出席了在温莎宫举行的爱尔兰工业品博览会。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一 两个女人，两种命运
§祸福相倚，悲欣交集
1851年5月1日，是万国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成为整个伦敦的盛大节日。
来自世界二十五个国家的人们，汇集在当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神奇建筑“水晶宫”那巨大的穹顶下，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在这里相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军事纠纷，也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争吵，而是为了展示文明、进步和繁荣。这次博览会展出了十万多件代表人类文明成果的展品，它们由世界各地的近一万四千名参展者提供，其中一半多是英国厂商。其中有许多代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就和先进工业品，如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机、机床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模型等。大英帝国在这次展览会上显示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强大实力，出尽了风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自己国家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所陶醉，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优等生，是上帝的宠儿。他们一个个眼噙热泪，趾高气扬地走进展厅，分享作为一个大英帝国臣民的自豪。
在万众喧腾中，维多利亚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亲自来给博览会剪彩，兴奋的女王反复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晚上回来后，四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2）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辉的日子。我亲爱的阿尔伯特的名字将和这一天一样永垂不朽。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值得骄傲和喜悦的一天。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维多利亚女王没有理由不感到幸福和自豪。这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巅峰时刻：在她的时代里，大英帝国空前团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女王像维多利亚一样，在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的同时，又拥有作为普通女人的幸福，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丈夫阿尔伯特博学多才，具有非凡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她信任依赖的良师益友。整个这届博览会就是由阿尔伯特一手策划并精心组织的，它大大提升了大英帝国的国威，极大地增强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力。
当维多利亚女王享受着大英臣民们排山倒海的欢呼致敬时，在大清国紫禁城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年仅十七岁的“杏儿姑”（即后来的慈禧）正战战兢兢地由太监们领着去参加“选秀”。杏儿姑娘十分幸运，从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一步——她没有高贵的血统，只不过来自下五旗的镶蓝旗；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她入宫后也只被封为位列后宫第六等的“贵人”，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要想登上皇后的宝座还遥遥无期，希望渺茫。
然后谁曾想到，仅仅十年后，慈禧和维多利亚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中外嘱目、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以雷霆霹雳之势一举荡平了咸丰死前诏封的“顾命八大臣”，将肃顺、端华、载垣处死，其他五人革职遣戍，改年号为“同治”，开始两宫垂帘听政。年仅二十七岁的慈禧，正式走向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巅峰。从此她三次垂帘听政，操控清末政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一年，当年轻的慈禧春风得意地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时，四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却陷入了深深的丧夫之痛中。由于一场意外的风寒，正当英年的阿尔伯特突然离世了。阿尔伯特亲王既是维多利亚深深爱恋着的丈夫，也是她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失去阿尔伯特，她感到失去了一切。在这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中，维多利亚晴空丽日的生活瞬间布满了漫天的阴霾和悲哀，巨大的悲痛犹如黑夜中兀鹰的巨爪，攫取了她的意志和灵魂。阿尔伯特去世的这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那些服侍在她身边的仆人们都担心她会失去理智，精神崩溃。背地里，人们一遍遍同情地含泪念叨着：“可怜的女王，可怜的女王！”
悲痛欲绝的维多利亚离开了伦敦，将自己独自深锁在房间里。她感到，自己的幸福人生已经随着丈夫的生命而终止了，她在世上的余年已如残阳夕照，正在走向悲剧的尾声，她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已经死去了”。
§谁是更幸运的女人
然而，上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谁也无法对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命运作出简单的评判。作为女人的慈禧，个人生活也是十分不幸的。她二十七岁没有了丈夫，四十岁不到死了儿子，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几大不幸都让她占尽了。她虽然拥有至上的权力，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 。 想看书来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3）
也有人说慈禧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八旗女孩，她走进了皇宫，并且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惟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在钩心斗角，杀机四伏的皇宫里凭借自己的技巧终达权力巅峰；作为皇太后，她在男权世界里纵横捭阖，操权柄于股掌之中。作为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让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也不得不低眉顺首地拜倒臣服在她脚下。
但归根结蒂，慈禧的命运仍然是悲剧性的。她的最大不幸就是偏偏撞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尴尬最困难的时代，她统治下的晚清成为神州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页。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百般挣扎，却难挽颓势，终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山河沦丧，国将不国。后人讲到慈禧，完全把她当作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甚至把一些与之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于其身上。她也许做梦也想不到，生前作为母仪天下、权倾当朝的“老佛爷”，死后会沦落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