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一封公开信》。在此信中，不仅指责《心锁》的“黄色”，还攻讦郭良蕙在“搔首弄姿”，还说她“发了财”。苏、谢的文章均是“妇女写作协会”受少数人操纵、导演出来的女作家攻击女作家的一场闹剧。后来，“妇女写作协会”干脆开除了郭良蕙的会籍，然后向“内政部”提出检举书，“内政部”便据此查禁了《心锁》。谢冰莹在这里起的作用无疑是负面的，不利于作家的自由探索。
到台湾后，谢冰莹另一个变化是由不迷信鬼神到向佛门皈依。在1956年拜师后，她还取了“慈莹”的法名。促使她信佛的背景是：1954年，谢冰莹为《读书杂志》写长篇小说《红豆》，当连载到第3期时，难以为继，只好暂停。由此她忽然想起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于是虔诚地带了日用杂物到庙里居住。向菩萨叩拜后，她受阻塞的灵感便畅通起来，一夜之间就写了五千多字。由于在庙里多住了几天，连载小说终于完成。乍看起来，这个故事有点玄，其实是由于作者换了一种创作环境，在庙里摒弃了一切俗事的干扰，灵感之鸟才向谢冰莹重新飞来。但谢冰莹并不这样看。她把这个故事描绘得栩栩如生，并更坚定了她“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看法。她为了表示对宗教的热衷，特地在家里请了尊观世音菩萨像，以便每天膜拜。即使是桌上摆的白银小塔，也不忘放来自印度的舍利子。由于对佛教耳濡目染，她便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方面的书有《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
谢冰莹（3）
谢冰莹一边教学，一边笔耕，终于迎来了创作丰收，仅散文就出版了《爱晚亭》、《绿窗寄语》、《故乡》、《作家印象记》、《梦里的微笑》、《我的回忆》、《生命的光辉》。小说则有《红豆》、《圣洁的灵魂》、《雾》、《碧瑶之恋》、《离婚》、《空谷幽兰》、《在烽火中》等多部。另还有传记、儿童文学以及论文集。50年代她还到马来西亚、菲律宾讲学三年，并出版了《冰莹游记》、《菲岛记游》、《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
谢冰莹在教书育人上称得上模范教师。还在1946年，她就在北平女师大教“新文艺习作”。隔了两年后，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除教国文课外，她仍教这门课。在师范院校开“新文艺习作”，远没有开古典文学及训诂课程地位高。谢冰莹开这门课，还是力争到的，以后还由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这倒不是因为谢冰莹本人是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而对此课有偏爱，而是她认为“国文系”过于死气沉沉，应通过新文艺一类课程增强它的生命力。
谢冰莹来台后，所做的正是新文艺的播种工作。她在课余指导学生把新文艺习作编成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青青文集》，后来又和学艺委员会一起编了一本全校性的文艺创作专集《摘星的季节》，此两本书均由谢冰莹和出版社联系交涉，因而入选的习作还有稿酬。这种做法在60年代的国文系虽非“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壮举。
谢冰莹一直认为，文学教育是美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除了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欣赏兴趣及创作才能外，还可陶冶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她在师大工作期间，培养了一小批像秦岳那样的作家。正因为她在大龄学生求学期间，关心他们的学业、写作和婚姻，离校后又关心他们的工作、家庭和子女，故秦岳等人一辈子都不敢忘记谢冰莹的辛勤哺育之恩。
谢冰莹在台湾师大除忠于本职工作外，还在校外担任辅导工作。当在耕莘文教院任职的喻丽清找她开散文课或担任散文比赛的评审委员时，她总是用一半是教授一半是慈母的笑脸相迎。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教起课来十分投入，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故学生都非常喜欢她，常到她家去串门，喻丽清也乐意找她帮忙。如果哪个文友生病住院，她一定会去探视。1964年，她在报上看到王平陵患脑溢血住院的消息后，心里万分不安，在下课后连忙到台大医院去看昏迷不醒的王平陵。后来得知王平陵去世，她特地写了《王平陵先生之死》一文，其中感慨万千地说：
凡是文人都有一个相类似的下场！穷，病，死！
可是谁又想到平陵死得这么快，这么惨，这么可怜！
这种感慨岂止是对王平陵一人而言，又何尝没有对官方不重视、不关心老作家命运的一种抗议？
身在海外，神往故国
1972年8月，谢冰莹乘船到美国探亲时，因为恶浪袭来，身体一倾，她被抛到远处，右大腿正好碰到门槛上的钢铁造成骨折。右大腿疼痛难受，她差点昏厥，船到美国后立即被送往医院做手术。在美国治腿疾的一年里，她以女兵的顽强意志战胜痛苦，在病床上撰写“海外小读者”专栏，每月寄回一篇在台湾《小朋友》月刊上发表。
1973年，谢冰莹回到台湾治病。经过专家会诊，再加上理疗，她的腿疾有所好转，开始学会走路，但从事教学工作已不可能了，因而她只好离开任教二十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1974年，她偕同丈夫贾伊箴定居旧金山。这时，她的创作以儿童文学为主。她的“海外寄英英”专栏，在台湾的学生文艺刊物《明道文艺》1977年元月号正式刊出。自1979年起，她还在《世界日报》的“儿童世界”版开辟了“贾奶奶信箱”专栏。
谢冰莹（4）
《世界日报》在美国出版，海外的小读者特别多。谢冰莹在第一封信中强调：“大家都是中国人，都要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会作中国文章。”谢冰莹丈夫姓“贾”，用他的姓作信箱名称，也是遵循中国的传统习惯而来。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也称她为“贾奶奶”。谢冰莹也果然以奶奶的身份与小朋友谈心，对方听起来感到异常亲切，毫无代沟之感。正如李又宁在《从女兵到贾奶奶》一文所说：“当年，她是前卫的女兵，文章充满了时代的气息；现在，她是老祖母，给小朋友写信，语气也像个祖母。”多少年来，她身体欠佳，眼、腿都有毛病，她的丈夫也不时上医院，需要她照顾。可她均克服这些困难坚持写作，声称“我要写到生命快完了的最后一天”。她还把小朋友的来信保存起来，然后加上自己的回信，编成《小读者与我》在香港出版。
1978年夏，谢冰莹居然一个人拄着拐杖从美国回到台湾。她是为作品出版问题回来的，顺便也见见日夜思念的朋友。在欢迎会上，只见她仍像过去那样精神昂扬，说话声爽朗有力。这一切均证明：谢冰莹永远以女兵的精神在教育界和文艺界工作，老而弥坚。
当然，她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因亲人离去，故旧日稀，再加上住房条件太差，她只好在青灯古佛前寂寞地过着风烛残年的岁月。大概是出于住公寓的缘故吧，1978年8月台北出版的《联合报》，刊出一篇不实的报道，说谢冰莹遭儿女弃养，住在养老院。可事实是，各有工作的子女，虽然不能晨昏至省，可事亲至孝，并未“弃养”她。在美国尽管她生活得不很开心，但子孙的亲情，读者的关注，亲友的问候，还有唐人街湖南餐馆的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再加上每月可收到台湾二十多本杂志，每晚可看到两到三个钟头的台湾三台的电视，均给了她很大的慰藉。
1990年11月17日，谢冰莹又一次回台湾，文友们为她在台北复兴南路文苑三楼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出席者有二百人，其中有一些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可见盛况空前。此时八十五岁高龄的谢冰莹，完全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腰杆挺直，精神抖擞，每见到一位老友均掩不住欣喜，与他们一一握手叙旧。当众多记者的照相机的闪光灯对准她时，她也处之泰然，没出现不适的表情。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为表彰她的业绩，特颁赠实践奖章一枚。后来，她还到台南会见比她年长的另一位文坛常青树苏雪林。当晚，“文工会”为她预订了旅社，可她坚持要与苏雪林抵足夜话，充分表现了她们之间的姐妹情深。苏雪林希望她回美国后赶快办手续回台定居，她表示同意，后因故未能如愿。毕竟她年纪太大了，经不起这种搬迁的折腾。不过，谢冰莹虽身居海外，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统一，表示不赞同*鼓吹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论调和“一国两府”的主张。正是出于对祖国、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她曾出任美国国际孔子基金会顾问，还当选为旧金山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谢冰莹身居异国多年，却一直无法割断对祖国、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有道是“三湘才子最多情”，谢冰莹所写的作品无不流露着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流露出一片情深的故乡之恋、祖国之恋。她有一篇散文叫《还乡梦》，结尾处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在90年代下半叶，谢冰莹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尤其是丈夫去世后，精神几近崩溃，一度心灰意冷，想到自己又会像王平陵那样“穷，病，死”，因而想自杀，却又下不了决心。万般无奈，她只有靠诵读佛经解除痛苦。她晚年还得了“健忘症”，很熟的人见了面叫不出姓名。朋友的来信她常常忘记了启封；至于自己写的回信，哪怕是贴了邮票，也锁在屉子里长期不发。但对叶落归根这件大事她始终忘不了：
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葬，然后把骨灰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漂回去。
谢冰莹于2000年1月5日在旧金山仙逝。过了一个礼拜后，友人们为她举行佛教仪式的公祭，使她的返乡梦终于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阎纯德、李瑞腾编：《女兵谢冰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柴扉：《谢冰莹先生的著作与生平》，载《文讯》，总第18期，台北，1985年6月。
柴扉：《女兵不死，精神常在》，载《文讯》，总第173期，2000年3月。
林海音（1）
作为“自由派”的作家
外省作家？台湾作家？
在彼岸，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被称为“台湾作家”。1949年前后来台的一些文人，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作品充满着“战斗意识”，则被称为“外省作家”。
林海音生于日本而在大陆成长，但她写的作品只是北平童年生活悲欢的回忆，其内容不是历史文化就是人情风俗，并没有什么“战斗意识”。再加上她和夫君夏承楹（何凡）1948年11月来台，并不像许多人一样是随“国军”或工作单位去的，而是自己决定要来。何况到台湾对“番薯人”林海音来说，就是回苗栗县老家，故不能将其归类为“外省作家”。
从北京城南走来而在台北发亮发光的林海音，又有别于分离主义者。她支持乡土文学，却不赞成狭隘的乡土观念，公然表态坚持她的“大中国沙文主义”，为做一个“在台湾的中国作家”自豪。她年轻时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还把自己的台湾籍贯改为父亲的出生地广东，后又改为母亲的出生地福建，可见她也不属于有特殊含义的“台湾作家”。
和在省籍问题上难将林海音准确定位一样，林海音的文人身份也不好用作家或编辑家乃至出版家的名称将其一锤定音。身份的复杂与角色的多元，给林海音在各种论述和定位中带来一种模棱两可的意味。林海音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及其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对台湾相异的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取向而言，均很难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收编。如果硬要给她划分派别，还不如称这位“台湾姑娘，北京规矩”1 的作家为“自由派”更为恰当。她从1957年11月起兼任编辑的《文星》杂志，就是一个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形象，以推动“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2的刊物。
当然，林海音不属于胡适式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文学自由主义者。她强调的是文艺的超党派、超政治的纯文学价值，不把自由主义当作改造社会的杠杆，而只作为繁荣文艺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作为唯一台籍的大报主编的她，选稿时并不注重作者的籍贯，而着重文本的艺术价值。这种价值取向使她不会像《中央日报》那样清一色选“外省作家”的稿件，而是十分重视本地作家的来稿，使《联合报》副刊一度成为显示本地作家创作成果的大展台。据有关文章回忆，在“本省作家尚不多”的战后初期，各大报接纳台籍作家最多的为林海音所主持的。在林氏主持《联合报》副刊期间，在该报先后出现过的“跨越语言”的第一代作家就有施翠峰、廖清秀、钟肇政（笔名钟正）、文心等人。后来，陈火泉、郑清文、林钟隆、郑焕、庄妻、钟理和以及笔名“奔炀”的张良泽等人也纷纷在该报亮相。3这些作者在当时还不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写作，其文字多半从日文转化过来。对这些稚嫩但生活气息甚为浓厚的作品，林海音被其深深打动，总是帮其润色达到文字流畅的地步加以发表。此外，当今文坛重镇黄春明、林怀民、七等生等人，也受过林海音这位“文坛保姆”的哺育。至于林海音与素昧平生、一直到后来也从未谋面的投稿者钟理和的关系，更是成了文坛佳话。钟理和一生的作品，百分之九十都在《联合报》副刊发表。他后来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以至其作品成了乡土文学经典，正与林海音慧眼识新人分不开。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林海音的扶助，像钟理和这样的优秀人才，也许就从此湮没无闻。
林海音（2）
“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每位编辑都有自己不同的选稿标准。作为“自由派”——声言“不向首长（社内外）投降、不向发行投降、不向大牌作家投降”4的林海音，她编发稿件的出发点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同构关系，而是作家与自由的亲和关系。在高唱“*抗俄”主旋律的五六十年代，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