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参考文献
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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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1）
为传承文化呕心沥血
鲁迅的嫡传弟子
台静农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已有建树，可在海峡两岸长期湮没无闻。
那是1925年，二十五岁的台静农和同乡同学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该社因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惹祸，于1928年受北洋军阀张宗昌*查封，到1931年正式解散。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为“未名丛刊”，由此奠定了他的乡土小说家地位。
台静农还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对台静农的所作所为，鲁迅回报他以“老朋友的态度”1。对台静农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不愧为知音，在他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是当时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励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与淑世的心情，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后，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台静农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对1932年12月22日台静农突然被捕一事，鲁迅曾先后致函王志之、曹靖华表示深切的关怀。
临危受命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
鉴于环境的险恶，台静农后来不再写抨击现实的小说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一点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考虑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因而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子、小女儿来到台湾，随行的还有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助教裴溥言。
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台静农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故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可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均到别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个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而所谓中文系，只有陈诗礼与叶庆炳这两个学生。
台静农（2）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莫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9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可谓是临危受命：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台静农之所以肯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另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基础。
对台静农光复后来台一事，有人曾对其动机作过种种不同的猜测。鉴于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其他文学评论家如李何林、袁珂、雷石榆均在许寿裳被杀后返回大陆，因而有人认为台静农“是为了贡献教育于刚脱离日本殖民的偏远之地”。也有人得知台静农在大陆坐过三次牢后，便认为台静农是为了避大陆的政治*而举家迁台。台静农听到这些传闻后，一笑置之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花费就省了。”2
据蒋勋回忆，台静农当上台大中文系主任后，家门口总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停着，不少人以为是情治单位派来监视他的。台静农对此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对门住的是彭明敏”。3 而彭是*人士，当时传播*思想是犯法的。
台静农的回答使人感到这位爽朗的学者有时也城府极深，以至使蒋勋忽然觉得听他的回答好似在读《世说新语》。南朝沮郁的年代，人与人的率性率情似乎也只是这样短简有一句没一句的机锋，各人有各人的了悟吧。
历史上的真相往往埋在迷雾中。台静农由大陆到台湾的经历，以及他对许寿裳被杀所持的态度，还有他为何不像李霁野那样离开宝岛，均是有待勘探的矿藏。在宝岛生活的日子里，除了谈近代人物外，台静农从不愿“遥想当年”。当年使未名社三成员丧生的“新式炸弹案”以及他接二连三所受的牢狱之灾，还有鲁迅对他的厚爱，他好似“忘得一干二净”，从不向人提及。连他早年从事创作一事，中文系学生也全然无知。蒋勋是在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在鲁迅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的。当蒋勋重读到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他的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信息呢？对此，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中所下的结论是：“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4这种评价显然过于苛刻。李敖希望台静农像自己那样，向国民党作毫不留情面的攻击，或在宝岛不顾当局禁令，继续大张旗鼓宣传鲁迅，那台静农还能在台湾大学站稳讲台么？委曲求全诚然不是战士的风格，但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战士。不做战士，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歇脚的地方培养一些文学人才，总可以的吧。30年代开始经历*，九年后来台歇脚的台静农，所选择的正是后一条路。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台静农（3）
台大中文系的第一号功臣
台静农的书房，谈不上豪华宽敞，总共只有六席大，正可“歇脚”休憩。他在回答黄秋芳的采访时说：“因为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5 台静农这样解释“歇脚庵”命名的由来。
这个庭院属日式木造老屋。那些学生途经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九邻这一幢台大宿舍时，都要到他这里歇脚。人们只要一坐到木格窗旁书桌前的老位子，眼观从书架排到地板上的书籍，再品着清香的名茶，无论是国事家事、大事小事，都可在这里放言高论。他的中文系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着，学生进去从不要预约。对学生交来的作业，台静农总是细心批阅。他授业解惑废除填鸭式而注重启发式。他在教大二学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三学生的《楚辞》时，先要求学生看大陆作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可他讲授时并不按他们的观点讲，而按自己编的讲义教。他授课时要言不烦，有如老吏断狱。他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而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脉络的掌握。正因为他循循善诱，待人和蔼，醇笃狷介，平易豁达，故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掌舵后，便有一个任你翱翔的自由开放的宽广天地。正如张淑香所说：“人人都说他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无不为；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这样的老师，如清风明月，涤人耳目，洗人性灵，自然引人瞻瞩高远，寄心遥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为务。”6 在一个最容易产生文人相轻的地方，中文系师生在台静农的带领下未闹过大的矛盾。学术上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演变到党同伐异的地步。
台静农在“歇脚庵”一住就是四十年，故原无久居之意已不复存在，因而台静农请张大千居士另题斋名，写了一方“龙坡丈室”的小匾挂起来。他对此解释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7 有人劝他写*，他对此的回答是苦笑：“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8 自己的声音是喑哑了，可他愿意提携那些声音仍洪亮的人去歌唱。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即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后，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9 正由于换了一个环境，此时受特务跟踪的聂华苓感到自己来到另一片广阔明朗的世界。她不再担心受特务骚扰，又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台静农的文学观无疑是传统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与高贵的面容，但未给人可敬而不可亲之感，因为其中洋溢的多是舒坦宽厚的精神。正因为他有宽广的胸襟，故除介绍词学大家叶嘉莹来台大中文系教诗选，使那些莘莘学子有瞻仰系里第一代师长谆谆风采的幸福外，还容许被线装书垄断的中文系让从美国爱荷华写作班毕业的王文兴到这里来教外国现代文学，其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讲的不是英国的乔伊斯、美国的海明威，就是法国的萨特、德国的考夫曼、美国的佛罗斯特。这门课为中文系学生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文学视野，并在王文兴的启发下不少人走上了创作道路，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现代派作家。正是台静农引进王文兴这种内省型的作家到台大中文系来，才促使中文系流风余韵，馨香不尽，让《现代文学》杂志与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在风气上有所转向。
台静农（4）
众所周知，在台湾学术界，中文系与外文系往往代表两种不同学风、学派。前者着重研究古典文学，鉴于当局不许传播鲁迅及其30年代文艺的禁令，中文系便无法开“中国新文学史”课，因而学风显得封闭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学为主。虽不开“中国新文学史”课，但由于系风开放，师生对大陆新文学作品作家都心向往之，并在老师鼓励下搞起了原本属于中文系专利的文学创作。台静农把这两股不同的学派结合起来，不但请进王文兴这样的前卫作家到中文系酿造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且在欧美文学大本营的《现代文学》上连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使传统与前卫两种文学思潮在这里汇流。
李敖在台大读历史系时，台静农是该校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没教过李敖，但在李敖穷困潦倒于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时，台静农曾到学生宿舍去看望李敖，对他售书一事帮过大忙，李敖对此一直感念在心。到了1963年李敖著文攻击台湾大学文学院及中文系时，他认为台大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他却认为，“腐化的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这种指责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如果说，台大中文系有过“腐化”现象，那也是时代使然，台静农一人是担当不了这一责任的。何况台静农本人无论从学术观点还是生活上，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