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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敖指责台静农被特务“吓破了胆”，也是夸大其词。台静农受惊吓的情况是有的，从此再不敢讲鲁迅的确表现了他懦弱的一面，正如他胆囊开刀时所说：“我本来就胆小，现真正成了无胆之人了。”但他有时并不胆小，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随时可以通过某种偶然话题流露出来。台静农曾对他的学生、现为台大教授的柯庆明说：“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11乍看，这是对自己苦难遭遇的自我解嘲，可这里隐藏着极大的内心痛苦和对当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沉重郁结。台静农对卑鄙的政治诬陷本是痛恶到极点的。据蒋勋回忆：一次在晚餐席间，有人提及文化界一位擅长以政治诬陷栽赃他人的事例，台静农露出少有的不悦表情说：“他也做这样的事！”12台静农无论闲谈或下笔评介人物很少有偏激刻薄的言语，何况谈的对象是晚辈，然而这是蒋勋看到他对人的最深重的一次不屑与厌弃。还有台静农讲中国文学史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屈原，讲文学史对嵇康阮籍、魏晋名士情有独钟，所谓“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寄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郁结时弄毫墨以自排遣
“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这位来人间歇脚的居士，原以为已看破红尘，却一直仍承受着极大的煎熬苦楚。这煎熬苦楚，台静农常常通过书法表现出来。正如他在《台静农书艺集序》中写道：“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唯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本来，书法不是文学作品，像台静农奇逸的草书，端凝而流动的隶书，其表达的思想感情较隐晦，但从台静农在行书的夹紧结体中另有一种反力的开张、视觉上的张力特别强这一点来说，又使人隐隐感到他的书法是批判社会的武器。正是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台静农的书法在点、捺、撇中留着生命的墨泪斑驳与如刀的剑戟锋芒。像庄伯和一类读者，便常常体会出台静农书法的奥妙处，“觉得他写字笔法有如逆水行舟，好像船夫在激流中撑竿；在克服了运笔的困难之后，出现的自非甜美而是带点苦涩却十分耐人寻味的美感”。再进一步说，台静农的字“也有如盘树老根，饱尝风霜，却显露了一股克服沧桑后的坚忍生命力”。 。 想看书来
台静农（5）
台静农平时最喜欢明代末期倪元璐的书画。他的书法风格有部分与倪元璐相近，但主要还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在混浊的政治下，他常常书写六朝诗文，如向秀的《思旧赋》，写嵇康的孤傲自负，写嵇康临刑的“顾视日影”，在字体中有压抑，并有反压抑的奋张的努力，笔势行走如刀，蒋勋认为这是台静农南渡后完成个人风格的重要转捩。13
对台静农书法的艺术风格，龚鹏程在《里仁之哀》中作过很好的概括：“结体疏而怪，用笔剞而险，戈戟森然，钩磔特甚，貌似铜墙铁壁，实则甚为媚丽。”１4香港散文家董桥则这样形容：“台静农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满挂在展览厅里毕竟有点唐突。”15 “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而台先生的字则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我天天夜半回来，走进书斋，总看到他独自兀坐，像有话说，又不想说。台先生一直在那里。”16
正因为台静农作为书法家的声誉与作为教育家的声誉一样崇高，故向他索字的人排成长龙。他开始时也从不让人失望。他这“尽管拿去”的从容与宽慈，时间一长便不堪重负，有如“老牛破车不胜其辛苦”。他感叹说：“现在应酬太多，这人也来找写个字，那人也来找题个词；还有些恶劣的，直说不必题款，不必题款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拿去卖的。应付不完，简直伤脑筋。”17鉴于这种情况，他于1985年元月在《联合报》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告老宣言”：
近年来使我烦腻的是为人题书签，昔人著作请其知交或同道者为之题署，字之好坏不重要，重要的在著者与题者的关系，声气相投，原是可爱的风尚。我遇到这种情形，往往欣然下笔，写来不觉流露出彼此的交情。
相反的，供人家封面装饰，甚至广告作用，则我所感到的比放进笼子里挂在空中还要难过。
有时我想，宁愿写一幅字送给对方，他只有放在家中，不像一本书出入市场或示众于书贩摊上。学生对我说：“老师的字常在书摊上露面。”天真地分享了我的一份荣誉感。而我的朋友却说：“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听了我的学生与朋友的话，只有报之以苦笑。
《左传·成公二年》中有一句话“人生实难”，陶渊明临命之前的自祭文竟拿来当自己的话，陶公犹且如此，何况若区区者。话又说回来了，既“为人役使”，也得有免于服役的时候。以退休之身又服役了十余年，能说不该“告老”吗？准此，从今1985年始，一概谢绝这一差使，套一句老话：“知我罪我”，只有听之而已……
要不要这样写，台静农犹豫了好久，主要是怕得罪人。后来他横下一条心写了再说。不仅如此，在对索字者要不要收润笔费上，他也有过考虑，后来还是收了一些。这也是从生计出发考虑，何况这本是劳动所得，也就心安理足了。但如果由此像李敖那样认为他“老而贪鄙”，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那些预先奉致的润笔费而无法按时交货时，他会将润资全部退还。还有，他母亲在台大去世时，亲友奠仪只收外函，现金如数交出，由此可见他待人处世的原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台静农（6）
“寄迹江湖”，心存魏阙
台静农在《中国古典小说论丛》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社会的谴责，甚至法令的禁止”下，“隐姓埋名，寄迹江湖”，“拼却一生精力，留下数卷书来”的悲壮，以为是“块垒在胸，吐出为快，才有如此的热情”。18这里讲的“小说作者”，是指古代小说家。一旦台静农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这段话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蕴含在其中。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迹江湖”的。他在台湾住的日子很长，可他在“寄迹江湖”时，仍心存魏阙，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他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做“中国人”自豪。50年代初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无疑赞同这一意见，但他补充的另一句是“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19的确，中文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台静农的“中国心”。在他那书香四溢的书房里，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均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从心来。当他从大陆来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口中得悉在台湾推广国语有功的魏建功不在人世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逝之情。当他听到端木蕻良在萧红死了四十年后带着诗和妻子一同到萧红坟上去吊祭，金岳霖在林徽因死后常去哭坟——因为梁思成在她死后一个月就和他秘书结了婚时，他则报以冷笑。在他的冷笑中，似乎有一缕去乡戚情。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走不动了。使人气愤的是在台静农近九十高龄时，有关部门竟催促他搬家，这么不近人情的事使他有点惶惶然。正如李渝所说：“以台先生在当代文坛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来说，不要说不应要他搬，就是把整个旧房子保留下来，以后作为社会的纪念、学习的场所也是可以考虑的。很多事都叫人叹气。”20可台静农还是遵命搬迁了。“龙坡丈室”化为乌有，温州街大约也不会留多少昔日风貌。可每当台静农的弟子走过此处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在李渝等人看来：“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21
台静农由于创作生命短暂，故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对台湾大学中文系有开创之功，但还未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当然也不是最出色的书法家。可贵的是，他有传统的中国文士的气节与风骨，甚至在今人看来稍嫌保守的价值观念。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文化奖给台静农时，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
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台静农的辛勤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不过，生命更公平的地方还表现在岁月沧桑里。台静农能烟善酒，却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一般卫生之道，可他照样长寿健康。当他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后，他这种违反养生之道而达到的“超医学境界”，成为医学界一个话题。在他逝世一周年日子里，台大中文系则专门为他举办了“台静农先生的人格与艺术”系列演讲，内容包括齐益寿主持的《台静农先生的人格风范》、施淑女《谈台静农先生的文学思想》、乐蘅军《谈台静农先生的两种情怀》、方瑜《谈台静农先生的诗》、张淑香《谈台静农先生的〈龙坡杂文〉》、陈瑞庚《谈台静农先生的书艺》。从这里可以看出，台静农在盛壮年龄突然中断的文学生命，在这场演讲会中由主讲者及其参加者叶庆炳、林文月，以及还有一大群未前来与会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薪传。
参考文献
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郑学稼（1）
和蒋介石当面顶牛的传记作家
郑学稼一生著译出版了近七十部书，其中最为畅销的是《鲁迅正传》。它脱稿于1941年2月16日重庆黄桷镇附近的村庄井潭。那时，他在北碚夜以继日地在菜油灯下写作。限于战时的环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鲁迅著作来读。即使这样，这本《鲁迅正传》于1942年3月1日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广东还出现了盗版本。1953年1月由黄震遐任总编辑的香港亚洲出版社重版，以后又有台北盗版本在书市出现。
郑学稼生于1906年，福建长乐县人。1929年冬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曾出版畜牧书籍六种。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44年任国防部外事局上校专员。194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赴台后历任台湾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郑学稼，脱党后从事马列主义、联*史、苏联史和日本问题研究，从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驰的道路。还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风发生过论争，写有《论民族形式》一文，批评、讽刺作为鲁迅高足的胡风的“民族形式观”。1943年底，胡风在国统区《时事新报》上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今天》，并不是如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曾彦修（严秀）所说系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写，而是对郑学稼批评的回应。郑学稼在复旦教书时认识胡风，两人合不来。他之所以在这时写《鲁迅正传》，是为了遏制该校师生中及社会上左倾思潮的发展，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鲁迅热泼冷水。正因为郑学稼反鲁（迅），所以他在复旦大学的同事，如那时的教务长、《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译者、鲁迅的老友陈望道，当年红色政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还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风均反对他，郑学稼不得不黯然离开复旦大学。
《鲁迅正传》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均持贬损态度。郑学稼一贯认为：“鲁迅是文学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称‘中国高尔基’。”因而此书出版以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如形中实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时就说郑学稼的著作“颠倒黑白，乱说一气”。郑氏和陈独秀在经济上有往来，还和陈独秀书信往返中探讨时局变迁及*党史人物评价问题，并帮陈独秀转支票给他多次见过的张国焘。郑学稼毫不否认他和早期共产党领导陈独秀往来密切，思想观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郑学稼生性倔直，脾气古怪。他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闽侯的改名与隶属问题，和蒋介石当面顶牛，蒋介石因此不再召见他。但他在台湾有一小批追随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于政治大学讲授《社会主义运动史》、《第三国际史》等课程。著名大陆文艺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时，深受郑学稼的影响，以其私淑学生的身份选择了左联作为硕士论文。
郑学稼赴台后仍继续研究鲁迅，并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