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不存在这个组织。如果有，也只在法国才存在。事实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国民党为1924年，次年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因不愿做政党的工具而脱离了这两个组织。另据王礼锡在30年代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发表的《淞沪抗战日记》称，1932年2月7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后援会成立时，通过了一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并选出该会十五位执行委员：“左联方面当选的，有丁玲等；托派方面当选的，有严灵峰、高尔罕等；无组织的最多，亚南、秋原、龚彬、望道、存统、仲云、嗣炳、公振、馥泉和我当选。”从这一记载可看出，胡秋原并非“托派”亦非“社会*党”代表，而属无党派人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2）
左联与苏汶、胡秋原的论争是一桩公案。大陆长期以来评价不公允，没有充分肯定胡秋原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即当“留声机”）的正确意见，因而胡秋原看到1955年反胡风时大陆报刊宣传瞿秋白和胡秋原论战成绩卓著，便在《自由报》写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谈及自己的生平及与左派周旋的经过，也讲到那次论战的具体情况。此文曹聚仁读后，在香港1956年3月30日《真报》上写了《谈胡秋原》一文，称赞胡秋原在当年大论战中说的“于今真见为人敌，君是常山赵子龙”，“倒不是胡氏的自夸之辞”。曹聚仁也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对“自由人”胡秋原的行为备加赞赏，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胡秋原还在1969年1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发表长文《关于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对王瑶、刘绶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学史中不符合事实部分加以澄清。他认为他那篇对瞿秋白、周起应（周扬）、舒月等人的攻击一一作答的《浪费的论争》发表后，刊有该篇文章的《现代》杂志“立即卖完，不仅非左翼叫好，即左翼之外围，如柳亚子、林庚白对我称赞，身在左联而内心极为不满的郁达夫对我表示同情，其他较年青的左翼分子对我表示好感者也有几个人，且说暗中称快者不知多少”。但大陆现在出版的某些著作仍有意忽略左联内外有人称赞胡氏文章的事实，仍武断认为胡氏是托派。如武汉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就有这样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只是“扣帽子”，而未提出胡氏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托派的证据，因而不可信。
胡秋原对自己的论敌从不记仇。据秋石一篇文章中转述：1933年，应冯雪峰的请求，胡秋原亲自作担保，将正在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掩护在自己掌控的神州国光社住了下来。1942年，另一论敌——*派往鲁迅身边的“党代表”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董必武要胡秋原帮忙，他毫不犹豫加入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列。
未参加左联从何“退出”左联？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义的*主义”旗帜，所以多年来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攻：左翼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右翼文人却认为他原本是“左联战士”，只不过后来发生分歧而退出罢了。如美籍华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鲁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说胡秋原退出左联后批评左联，所以才受到左联的“痛击”。胡秋原读了后觉得此事影响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纽约旅途中给夏志清写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关于你书中的其他错误，我不必批评。但涉及我的两处，有须说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联，自无从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联痛击，而是左联受到我的痛击。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学界人士开一茶会，由你提出你关于我所说两点的真实凭据。如我不能提出反证反驳，我将当场说明你的书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否则你应该写信给我，或在中外的文学杂志上自己对这两点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两天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蒋彝教授的安排下，与胡秋原会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东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孙写的《1918—1937：现代中国文学论争》一书，说泰氏著作也说胡秋原参加过左联。胡说：“泰氏之书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书误导了他，而不是你沿袭他的说法。”过了一天，夏志清给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大意是：“关于你有无加入左联，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见不少你加入左联的资料，一时记不起来。”又说：“你对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复，故给人你被击败的印象。许多人均是这样看的。当然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只因左联人多，我们人少，可说‘虽败犹荣’。”由于夏志清以赞同胡秋原当年批评左联的观点为自己辩护，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气的信，大意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3）
既然你看过不少我加入左联的资料，你不妨举一种出来。至于小泰戈尔的话，不足为凭，因为他的书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无参加左联，你可用检验的方法。第一，看左联出版的机关杂志上有无我的文章；第二，左联常联名发表宣言，可看有无我的名字；第三，现在香港，还有左联旧人，如李辉英先生正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料，可以征信。关于第二点，我说，对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复了的，那便是《浪费的论争》一文。其次，论辩以后左联有决议公开自承错误，而我并未自承错误。再其次，看鲁迅的《辱骂恐吓不是战斗》一文好了。他们既未能“战斗”，我如何败得了？……
论战与政治战、军事战不同，只问有理无理，与人之多少无关。如承认我有理，我怎能败？……说责任在我没有写文章纠正错误印象，亦非事实。因我写《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编有《少作收残集》。台湾还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谈到过，如戴杜衡、刘心皇和陈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写过文章，承认那一次是我的胜利，左联的失败。
夏志清出版了海内外首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影响甚大，一时成了不容怀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超级权威乃至学霸。他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当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气，批评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说史，还批评胡不该发表他的信，请胡今后不要再写信纠缠他，并附《夏志清启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该书专论1919至1957年较有成就之小说家，也兼论那一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界论争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页）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苏汶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同人有关文艺自由的一场论辩。据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来信，谓我的叙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错误，并感谢编者先生允许我借用贵刊把这两处错误公开更正的诚意。
拙著126至127页：“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据胡先生言，他从未加入过左联，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联”（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当年文章上也没有“plain”过曾受左派文人的*（“l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论辩结果，据我书上说，“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据胡先生来信言，他并没有被辩倒，而且事实“充分证明左翼在此次论辩后不得不自承错误”（胡信，第2页）。胡先生更说（第3页）：“那一次的论争，是*成立以来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上为非共派所击败而公开自承错误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评，亦为自是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共产主义之教条解放，或对共产主义之*战斗的一个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陆发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对那次论辩的看法。将来我的书重版时如有修改的机会，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两点，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胡秋原（4）
纽约 1968年11月20日
这个“更正”虽然写得很勉强，多少有点出于无奈，但有了它，胡秋原与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终结。可夏志清最后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却一再认为夏书已使自己受到伤害。为此，胡秋原在发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启事后，又写信给泰戈尔之孙以及美国戈德曼、日本竹内实，要他们对他参加过左联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声明：对瞿秋白的批评，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评他的偏激错误，是有左联之决议和何丹仁根据左联决议写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为证的。何丹仁自承错误说：“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我们要纠正易嘉和起应在这次论文中所表现的错误，我们尤其要反对那干脆不过的舒月先生的那种理论和态度。”这里讲的易嘉、起应，分别指瞿秋白、周扬，何丹仁则为冯雪峰笔名。
左联在论战时也曾派人找过胡秋原，说《文学月报》上的“批判胡秋原专号”不代表“组织”意见，并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胡秋原。为让国内外学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资料，胡秋原请台湾著名新文学史家刘心皇将其所藏《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集》增订出版。但这事并不因此了结。鉴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主义词句，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且论战期间左联曾邀他参加《现代》杂志有关苏汶文章引起论争的“总结”，并转送过鲁迅被他一度奉为偶像的普列汉诺夫照片，故胡秋原与左联关系亲密的嫌疑仍无法除掉。如有人曾拿出一张所谓“左联成立照片”，说“后排左起第五人即胡秋原”。胡秋原否认，可对方说就是他，甚至说用放大镜一看就明白。胡秋原说这是伪造的，他存有原版，原版上对“后排左起第五人”分明注明是他者而非胡氏。
胡秋原解放后离开大陆的原因
“自由人”本是不在政党领导下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文人要完全自由到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况且文艺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因而胡秋原的“自由人”的文学身份到大陆解放前夕往政治方向上发展，以至湖南省主席程潜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和胡秋原密议“在国共之外，成立一个*，提出一个新的主张，新的号召”。鉴于胡秋原为程潜竞选“副总统”时出过力，故他对胡十分信任，希望这个*由胡秋原出面组织，程潜可以拿出自己的地盘、兵力全力支持。胡秋原也曾有意弄一个这样的组织，联合湘、鄂、赣、江、浙五省力量和*作最后的较量，不过他感到“临危筑堤，为时已晚”。即使成立了，不但共产党会全面攻击，而且南京和桂系也会反对。因而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极为诚恳的信给程潜，谓“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况他“才望不足，深恐有负知许，感愧何如”，云云。
南京解放后，武汉也即将“天亮”，胡秋原由老家湖北黄陂回到汉口，与其父胡康民商量出走一事。胡康民说：“日本人来了，我都不走，何况共产党总还是中国人。”1949年5月10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派秘书来看胡秋原，说有专车送他到广州再转桂林，可胡秋原婉言谢绝。直到武汉于同年5月15日解放时，胡秋原仍未出走。只有当他看到解放军进驻他创办的黄陂前川中学，抓走了他的兄弟，而又有一位姓王的军管会干部邀他作一场“新*主义”演讲时，他觉得这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开始，尤其是他的叔叔被*而要他到军管会登记时，他顿觉得凶多吉少，便于6月20日离开武汉。到长沙时，他还婉拒华中地区行政首长白崇禧请他作*的广播演说的邀请，于1949年8月初来到香港，和早先在香港的黄震遐等一起担任国民党党报《香港时报》主笔。。 最好的txt下载网
胡秋原（5）
胡秋原在解放后之所以作短期滞留观望，是因为他过去与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关系。1925年至1933年期间，胡秋原钟情*主义，对苏联颇有好感。抗战发生后，他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11月21日，他参加了由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支持这个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的行动，于二十四岁出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并非文化部部长），负责起草了宣称中国革命是民族革命的“生产人民党”宣言纲领。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停止办公，“闽变”由此宣告失败，胡氏逃到香港，被人告密为共产党，由香港政府逮捕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底，胡秋原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第三国际*代表团邀胡秋原参加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的撰写工作。*代表团在莫斯科草拟的《八一宣言》，也曾请他过目。他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事长达一年半，最后在王明、康生、潘汉年轮流赞美胡秋原“学问渊博，为人又好”的气氛下填写了加入*申请表，却因他表上写了“我相信自由主义”等话而未能正式成为*党员。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秋原与共产党人也常有来往。由于胡秋原与共产党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周恩来对未随胡秋原去香港而暂留大陆的家属说：“胡秋原是个人才，我们希望他回来。我们会重用他。”
胡秋原赴港后除卖文为生外，还开洗衣店、养猪、卖腐竹以补贴生活支出。1950年4月初，*由董必武授意派人写信给胡秋原，除表示关切胡秋原的生活外，还说：“胡氏并非真正的国民党人，实在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在共产党中有什么人对不起他，他尽管提出，*当局可以代他解决，若是有何政治要求，也可以提出讨论。总而言之，只要他回去，一切都好商量。”